台共书记蔡孝乾叛变经过
文/何立波
在台湾共产党的历史上，蔡孝乾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早年参加台共，当选中央常委。曾参加过中央红军的长征，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政治部敌工部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他奉命潜返台湾，担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初期，蔡孝乾被捕叛变，出卖了台共组织，最终导致整个台共组织被侦破。蔡孝乾变节后长期在国民党保密局从事“匪情研究荣获少将军衔的他，一生充满波折，其经历令人不胜唏嘘。
一、长征唯一“台共”干部
蔡孝乾，于1908年诞生于台湾彰化县的花坛乡。自六岁起，他便踏入彰化公学校（一所专为台湾子弟设立的小学）的大门。在那个时代，日本统治者强制在台湾推行日语教育，而蔡孝乾在公学校所接受的，便是所谓的“国语“”，此乃日语之别称。1922年，学成归来后，我留校担任代课教师，历时一年。
1924年春，蔡孝乾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由著名共产党人邓中夏创办。瞿秋白、施存统、彭述之等著名共产党人曾担任系主任，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任弼时、董亦湘、李汉俊等人担任教员。上海大学学生在瞿秋白等教师的影响下，特别重视社团活动。在这种气氛的熏陶下，蔡孝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活动产生浓厚兴趣，迅速成为台湾左翼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他积极参与组建各类学生团体，参加各种反对帝国主义和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
1927年盛夏，共产国际依据布哈林精心草拟的文件，正式通过。日本共运方针”，被日本共产党当即采用为党之纲领。其中第十三项“殖民地独立”中，将朝鲜、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列为日本共产党的重要使命。
1928年4月15日，在中共中央的帮助下，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等7人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了台籍共产党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建立台共（当时称“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彭荣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派，出席并主导了这场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会议。有学者指出，这场会议的召开，具有特殊的意义。彭荣瞿秋白化名。4月18日，林木顺、林日高和蔡孝乾三人当选为台湾共产党中央常委，蔡孝乾负责宣传工作。
自台共成立以来，党团在工人与农民群众中的组织与领导工作得到了显著加强。出身于童养媳家庭的谢雪红，在挣脱封建束缚后，亦毅然加入了党的行列。在台共不懈奋斗之下，各项事业均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党内部矛盾亦日渐凸显。1928年4月25日，谢雪红于上海法租界遭驻沪日本总领事馆警方的逮捕，随后被押送回台湾，至6月初方获释。为了逃避日本警方的追捕，同年8月下旬的一个夜晚，蔡孝乾与数名台共干部秘密搭乘船只，离台抵达福建漳州，并在石码中学、龙溪女中担任教职。为维持生计，蔡孝乾还曾短期担任公路工程处的临时职员。他与中共组织的联系仅限于横向，工作层面则直接接受设于上海的台共总部的领导。
1932年4月20日，红一军团踏上了东征的征程，抵达漳州城。四天后的4月24日，那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两年前的此刻，这支部队曾以坚定的信念与英勇的斗志，书写了辉煌的一页。巡视员“身份曾与蔡孝乾联络”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委李文堂寻觅到了蔡孝乾。身为海南岛籍的海员，李文堂有着丰富的经历，他曾投身于1924年的省港大罢工。此次，他特地前来邀请蔡孝乾一同前往中央苏区工作。罗荣桓主任会见蔡孝乾。对他说：“热忱欢迎您加入红军的行列。红军与苏维埃政府急需文化工作者的加入。尽管苏区的物质条件较为匮乏，生活颇为艰辛，但只要您愿意吃苦耐劳，投身工作，定将体验到那份独特的快乐。罗荣桓续对蔡说，他先前负责主编的军团政治部发行的刊物《红色战士报》，现已决定交由蔡接手担任主编之职。
在罗荣桓的精心策划下，蔡孝乾得以加入红一军团政治部，以“”的化名低调开展工作。蔡乾”。由于工作的牵连，蔡孝乾逐渐与萧华、舒同建立了联系。在此过程中，他对“龙潭三杰对“胡底”这位人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道：胡底堪称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英才，昔日于上海投身“左联”戏剧运动。步入苏区后，红军戏剧事业的重任便落在了他的肩上。蔡孝乾回忆录中记载：”。红军的胜利攻克漳州，为我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层面，更在意识观念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那一刻起，我便加入了被誉为“红色战士”的行列。。”
1932年6月中旬，蔡孝乾等一行人抵达了长汀。彼时的长汀，正是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与瑞金相距不过60华里。任弼时，当时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部长，曾担任上海大学俄文教授，曾教授过蔡孝乾，两人之间有着师生情谊。抵达长汀的第三天清晨，周恩来便拿出了两本日文书给蔡孝乾过目：一本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另一本是当时日共领导人佐野学的著作《国家论》，该书是对列宁著作的通俗化阐释。周恩来建议蔡孝乾先翻译列宁的著作，蔡孝乾却因身边缺乏日文词典而感到困扰。周恩来安慰道，待抵达瑞金的叶坪中央教育部，那里可以借到，因为那里正筹备建立中央图书馆，大批日文书刚从漳州运送而至。蔡孝乾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
踏足江西瑞金的征途上，蔡孝乾等一行人遭遇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目睹他们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毛泽民随即提议让蔡孝乾等人轮流骑乘他的骏马。翌年，即1932年6月23日，中央苏区举行了一场重要会议。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蔡孝乾被选为总同盟主任，张华为总同盟组织部部长，张爱萍为总同盟宣传部部长，邓颖超等35人为执行委员。毛泽东的二弟毛泽覃这时也在“反帝总同盟蔡孝乾与毛泽覃常深夜论工作。
蔡孝乾在中央苏区工作两年多，接触过不少党政军领导人，如周恩来、项英、毛泽东、刘伯承等。在回忆录中，蔡孝乾对当时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查田运动、扩红运动、财经运动、劳动政策、文教工作、肃反工作、合作化运动，以亲身经历与历史相结合，写出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34年10月，蔡孝乾毅然投身于中央红军的伟大长征。穿越草地的征程，堪称长征中最艰难的章节之一，期间，无数党和红军的干部英勇牺牲。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蔡孝乾紧随大部队的脚步，最终圆满完成了长征的壮举。抵达陕北后，蔡孝乾遂成为唯一一位参与过长征的台共干部——这成为了他最为宝贵的政治财富。在长征的征途中，他与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这为他在日后成为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蔡孝乾在后来的回忆中，描绘了他跟随叶剑英指挥的中央纵队进行长征的情景。他亲历了红军在湘江畔展开的惨烈战役。伤员们被逐个抬往后方……直至此刻，红五师已有师参谋长、两位团长及一名团政委先后牺牲，另有两位团长和一名团政委身受重伤，连、营级干部的伤亡情况亦不容乐观。……”
1937年，抗战烽火燃起，蔡孝乾毅然随八路军总部奔赴山西，投身抗日前线。1938年，他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直至1939年，期间肩负起管理日军俘虏及开展对敌宣传的重任。他英勇战斗在太行山前线，致力于对日军及汪伪军队实施心理战。随着战局日趋严峻，蔡孝乾在党中央的指导下，继续为抗日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保存干部蔡孝乾在“政策”下调回延安。
1937年，平型关战役硝烟散尽之际，蔡孝乾（如图左所示）与同袍合影留念。
二、台湾省工委的盲目乐观
1933年，日本政府对日本共产党实施了查禁与剿灭。在此背景下，原本作为日共分支机构的台湾共产党，在中共的援助与掩护下，艰难地维持了生存。随着二战的结束，台湾重返中国的怀抱，台湾共产党也正式纳入了中共的党组织体系，成为直接接受中共中央领导的省级党组织。中共中央在延安设立了“台湾工作委员会”，特任命台籍干部蔡孝乾担任此职。蔡孝乾随即向组织提出申请，请求调遣林英杰、洪幼樵及张志忠（台湾嘉义籍，当时正在新四军服役）等同仁秘密返回台湾。
1946年五月，中共在台湾省正式组建了省工委，由蔡孝乾同志担任书记一职，陈泽生同志则担任副书记并兼任组织部部长，洪幼樵同志则主管宣传工作。陈泽生与洪幼樵二位同志成为了蔡孝乾同志最为倚重的助手。（在抗战爆发前，陈泽生便已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并投身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及至随蔡某来台，他已是党内有十数年资历的资深党员；而洪幼樵在抗战期间，曾在福建地区参与游击战，积累了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七月，蔡孝乾重返台湾，自此全面担纲中共台湾省工委的领导重任，标志着地下党组织在台湾正式投入运营。
蔡孝乾自离台已十八年之久，故乡的面貌已是面目全非。对于战后初期台湾的政治与社会状况，他感到相当陌生，因而不得不将重心放在与老台共党员的联系上，以推动组织的发展。然而，这一努力的效果并不理想。根据国民党情报与治安部门公开发布的资料，直至1947年，台湾的情况依然如此。“二二八在起义爆发的前夜，台湾省工委吸纳的党员数量仅有七十余人，其在起义中所能发挥的作用颇为有限。然而，随后的组织发展却异常迅猛。到了1949年年底，该组织所属的党员人数已激增至一千三百余人。
1949年，蔡孝乾领导的中共台湾省工委采取了两面策略。一方面，他们遵循合法的统一战线路线，将组织巧妙地渗透至国民党政府的各个机关之中，通过发动工人和学生的抗议活动，搅动台湾的社会秩序，从而孤立国民党的统治。另一方面，他们意图运用游击战术，借助台湾民众对蒋介石的普遍不满情绪，在各地秘密建立武装力量，即所谓的“武装工作队为推翻国民党统治，我们发动了起义并夺取政权，同时，在党的建设中，我们致力于积极拓展组织，以此增强我们的队伍实力。
自1949年4月解放军成功横渡长江，解放台湾的任务随即被提上日程。同年春季，中共台湾省工委向各级地下党组织成员传达了明确的工作方针：各级党组织务必积极调动每位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力量，紧密围绕“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总体口号，迅速转变为战时体制，并建立健全必要的战时机构。。”
如果我们的攻台计划，需要考虑季节风势的话，则攻台日期应以明年（1950）4月最为适当 ”
1949年12月，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再度发布了一则题为“配合解放军作战，需明确任务，加强沟通，确保协同。”的指示，指出：“台湾的解放之期日益临近，其必然性已不容置疑，且指日可待。台湾的解放，关键在于人民解放军的奋力攻坚，他们将从外部发起进攻……而台湾方面肩负着紧迫且务实的使命，需迅速集结力量，以配合解放军的作战行动。。”
三、在“老郑”初次被捕之际，其携带的记事本意外揭露了“吴次长”的真相。
然而，局势迅速逆转。1949年12月，台湾当局成立了“国防部总政治部”，在蒋经国的领导下，国民党军警对中共的地下组织展开了有力的打击和破坏。自1950年1月起，军警陆续逮捕并处决了多名台共的地下党员。
1949年7月，一份台共刊物《光明报》意外被发现，随即被转交给了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诚。此消息激怒了蒋介石，他下令限期破案。高雄警察局迅速行动，迅速逮捕了4名持有《光明报》的台大学生。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随即约谈了这4名学生。其中，学生戴传李坦白承认，该报纸是从其妹妹戴芷芳处获得的，而戴芷芳的上线则是基隆中学校长、台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光明报》实际上是基隆市工委的宣传工具。谷正文立即逮捕了钟浩东，并在其住所搜查到了《光明报》的印刷设备和宣传材料。钟浩东被捕后，预知自己的命运，他毅然决然地说：此次我们遭遇了挫折，命悬一线，然而，能为崇高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洒下第一滴热血，我们虽死犹荣。夜以继日的审问，使得钟浩东几近崩溃边缘。恍惚之中，他向负责审讯的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询问：“老郑怎么样此言如同点燃导火索，导致包括其他44名地下党员在内的同志被捕。钟浩东及其妻子蒋碧玉，以及罗卓才、张奕明等七位部属在台北遭受了枪决之祸。
“老郑蔡孝乾，钟浩东未透露身份。老郑谷正文警觉起来，意识到“”。老郑“堪称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不久，台共高雄市工委负责工人运动的党员李汾，不幸落入保密局特务的魔爪。谷正文为了“钓大鱼”，故意放走了李汾。到了1949年10月中旬，为了保全自身，李汾偷偷返回保密局高雄站，交付情报。他向谷正文透露，其上级曾与其约定，于10月31日在高雄市农会前会面。正是这一约定，导致中共台湾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被捕。特务在陈泽民身上搜查时，发现了一个记事本，其中再次提及了“老郑“的称呼。陈泽民拒绝透露老郑的真实身份，仅表示自己曾与老郑有过数面之缘。面对特务的严刑逼供，陈泽民难以承受，无奈之下只得透露了老郑藏身之地的具体地址——台北市泉州街26号。保密局闻讯后，立即派遣一组人员，在屋内外隐蔽处轮班守候，潜伏了一个多月，却一无所获。
自陈泽民在高雄落网，保密局随即转移目光，锁定中共台湾省工委武装部部长张志忠。1949年12月29日，张志忠在台北万华区的老松公园遭拘捕。转至1950年1月29日，他化名身份的活动亦被揭露并终止。老郑”的蔡孝乾被捕。“老郑氏仅以化名及虚构身份示人，竟敢索求佳肴。此人为军统所熟知。活阎王谷正文在晚年撰写了《蔡孝乾吴石系列潜匪案侦破始末》一文，其中他深情回顾了首次审讯的经历。当时，蔡孝乾是一个相当自负的中年男子，在他心里，总认为共产党很快就会将奄奄一息的国民党赶入海中。而在解放台湾的任务上，居功最大的，无疑地便将是蔡孝乾本人。他一直无法相信自己竟会落入国民党手中这件事。”谷正文承认：“我深知，此种友情攻势短期内难以轻易打动蔡孝乾。他与台大那四位学生自不相同，他的党龄悠久，党性坚定，除非我能揭示其真正软肋，否则仅凭友谊的攻势效果将大打折扣。然而，我并未焦虑等待，直觉告诉我，他要么是台共的最高领导人，要么至少是核心领导层中的关键人物。一旦他落入我手，肃清间谍的工作便可迅速完成。。”
谷正文认为，“老郑若他显露了对享受的追求，我便每日为他购置饺子。仅仅一周过后，老郑”终于说出“想疯牛排味“如此说道，并明确指出希望前往台北最顶级的波丽露餐厅用餐。享用完毕后，”老郑”说：为表示感谢，可带他们找共产党的一个据点。立功心切的3个小特务便让“老郑“带路，进暗厂房。”老郑”突然跑掉。
蔡孝乾落网之际，其公文包中的记事本上，赫然记载着一串引人注目的名单。吴次长”三字，“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直接暴露。由于吴石身居高位，又与保定军校同学陈诚及时任参谋总长的周至柔是莫逆之交，保密局并未轻举妄动。蔡孝乾叛变后，保密局还在他身上一张拾元的新台币钞票上发现了两个电话号码，其中一个便是他直接联系的华东局特派员朱枫。1950年2月底，保密局特务闯进吴石寓所，称有人指控他是共产党，请他去队部问话。吴石当面驳斥，特务搜查后带走其夫人王碧奎。经讯问，王碧奎承认“老郑“吴石先生曾频访吴家，却不料其地下党身份终被揭露。1950年3月1日，保密局对他进行了正式的逮捕。”
吴石究竟如何成功渗透进国民党核心层？在1947至1948年期间，时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中将衔的吴石，因对蒋介石的独裁政策感到强烈不满，开始倾向于革命思想。在地下党员、同乡吴仲禧的引荐下，吴石加入了进步组织“”。民联”，在中共地下党员何遂（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的直接领导下，保持单线联络。1948年6月，淮海战役爆发在即，吴仲禧被调任国防部中将部员，并被派遣至“徐州剿匪总部吴石致信其学生。剿总参谋长李树正，恳请他多多关照，并予以便利。吴仲禧履新之际，前来迎接的李树正表现得尤为热情，亲自引领他至总部机要室，观赏作战地图。吴仲禧暗自将部队的驻扎地点、番号、兵种以及主要部署详细记录，随后假托生病返回后方就医，抵达上海后，他将所获情报汇报给了潘汉年。
1948年秋季，白崇禧与陈诚下令，将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所藏的五百箱至关重要的军事机密档案运往台湾。对此，吴石提出异议，并提议暂缓运送，将档案迁至福州，其依据在于福州具备“进京易，转台便。“之利”在握。吴石当时已预知自己将担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一职，并怀揣着一旦时机成熟便发动起义的壮志，意图将这批至关重要的绝密资料全部奉献给新中国。因此，他派遣随从参谋王强等人负责押送，于1948年12月下旬将这批机要档案安全运抵福州，并妥善保管于山戚公祠的大殿之中。1949年5月，吴石正式履新后，国民党高层急切地电令其迅速将福州所存的军事机密档案运送至台湾。面对这一指令，吴石巧妙以“军运紧，调船难以“借口”之名，他仅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和军事图书敷衍了事，运往台湾以交差。与此同时，他迅速发布紧急指令，将所有绝密档案悉数转移至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予以藏匿。
1949年6月，蒋介石亲自在福州主持了一场关键的军事会议，会上他提出了固守福州、协同防守台湾的战略。吴石巧妙地挫败了蒋介石在福州修建半永久性城防工事的计划，从而使得市民得以免受劳役的折磨。他借助谢筱廼之手，秘密传递了大量重要情报。同年7月，吴石历经广州至香港的辗转，终于找到了吴仲禧，并向其透露：他自己已被调任至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一职，吴仲禧曾向他建议，若无意前往，便留在原地，转而前往解放区。然而，吴石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认为自己的贡献尚显不足，且时机已晚。既然尚存机会，个人安危自当置之度外。为消除任何嫌疑，他将携夫人王碧奎及其两个子女一同赴台，而将长子韶成和长女兰成留在了大陆。1949年8月17日，福州宣告解放，那298箱完好的军事绝密档案得以无损地献给了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
在笔记中如实记录真实姓名和职务，乃隐蔽战线之大忌。资深台共领导人蔡孝乾，本不应犯此类低级错误——然而，正是这一轻率之举，导致英勇的吴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不日，谷正文闻悉逃亡的蔡孝乾匿身于嘉义乡野，随即派遣曾押送过他的特务展开搜寻。特务们换上农人服饰，抵达当地后，于乡间小径上瞥见一位身着西装的男子。定睛一瞧，果真是蔡孝乾本人。老郑蔡孝乾曾在乡间隐匿长达两月，饱尝苦楚，终是按捺不住，决定前往镇上的西餐馆一解馋瘾。1950年3月中旬，蔡孝乾在第二次被捕后，即刻选择了投诚，愿意供述所有地下组织的详情。他唯一的请求，便是允许与自己姘居了两年的16岁妻妹马雯娟一同居住在监狱中。谷正文对此一口应允。
五十年代初，在大陆，蔡孝乾的妻子马惠玲（如图中居中者）与台湾共产党党员合影留念。
四、二次被捕，供出朱枫特派员。
在蔡孝乾二次入狱后，他揭露了散布在台湾各地的地下党员名单，其中涉及华东局派遣的特派员朱枫。那么，朱枫究竟是如何抵达台湾的呢？
1949年10月24日，我军三野十兵团在金门古宁头发起攻势，却因情报失误，战斗接连遭遇挫败。至11月5日，三野七兵团对舟山群岛中的登布岛发起进攻，同样因情报失误而遭遇重创。接连两次的失利，促使中共高层迅速作出决策，派遣专人赴台搜集关键军事情报，以便为解放台湾做好充分准备。华东局社会部在挑选执行此任务的人员上颇费周折。女情报员朱枫成为了首选。朱枫以其忠诚、警觉和成熟脱颖而出，其继女陈莲芳及女婿王昌诚均居于台湾，而王昌诚更是保密局电讯处的负责人，他们却全然不知朱枫的真实身份。
华东局社会部的部分领导对此迟疑了良久。他们深知朱枫在过去十余年间在敌后屡经生死考验的英勇事迹——正当她即将从香港返回上海，与家人团聚之际，却要她再次承担这份危险，心中实难割舍。然而，实在找不到更为合适的人选。经过组织的深思熟虑，最终与她进行了谈话，并征询了她的意见。朱枫毫不犹豫地表示，她将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
1949年10月，朱枫致信于丈夫朱晓光，笔端流淌着深情的话语：我时常怀想你们的身影，每当我思绪闲暇，无论是在波涛汹涌的船舱里、颠簸的车辆中，抑或是在夜幕低垂、万籁俱寂的时刻，那份思念便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我终于深刻领悟到了“人非木石”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潜伏任务前，她化名执行任务。”兄“朱晓光，就此告别。”兄台需前往菊园稍作停留，待两月时光，方能与妹重聚……个人琐事，暂且勿萦绕心头。。”
朱枫抵达台湾后，暂居于前夫女儿及女婿位于基隆的居所。翌日，蔡孝乾抵达基隆，与朱枫会面。数日之后，朱枫再次与吴石重逢。在台湾逗留期间，朱枫与吴石共秘密见面七次。吴石将《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及大小金门的《海防前线阵地兵力与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与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有海军基地及舰艇的部署与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及机群的种类与飞机数量等绝密情报，以微缩胶卷的形式交付朱枫。朱枫则如约将这些情报转交给中共华东局社会部的特别交通员——那位定期在香港与基隆之间往来的“安福号在那艘海轮上，一位资深的大副手中，顺利移交了工作，转入了华东局社会部以及总参作战部的序列。
四十余日之后，任务圆满落幕。紧接着，朱枫接到了上级的紧急指令，要求她迅速返回。她购置了前往香港的船票，并委托好友将一封告知即将归来的家书送往上海。然而，这封信竟成为了朱枫的遗言。
蔡孝乾落网，供述了朱枫特派员的身份。此时，朱枫已借助吴石签署的特别通行证，悄然返回舟山。毛人凤迅速拨通保密局驻舟山苏浙情报站站长沈之岳的电话，下令立即拘捕朱谌之，并将其押送回台湾。保密局对朱枫展开了严密的审查。在日常生活中给予优待，在交流中传递慰藉，在接触中展现温和，以真情实感赢得人心。劝降方针，朱枫不屈。
保密局的文件在提及朱枫时如此记载：“……【转换失败】：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效法之处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不完全统计显示，自蔡孝乾归附国民党以来，已有超过四百人士追随其行列。匪谍罪名被揭露，对中共台湾省工委自成立以来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组织几乎遭受了全面瓦解。1950年春夏之际，中共台湾省工委的关键干部几乎悉数被捕。蔡孝乾、张志忠、林英杰、计梅真等人，均被拘押于保密局位于台北延平南路的管理所中。此后，中共台湾省工委的下属组织遭受了全面破坏，共逮捕1800余人，所有不肯屈服者均遭严厉处决。
1952年4月25日，重整后的台湾共产党在苗栗山遭到破坏，400余人被捕。从此，中共在台湾的活动转入低潮。同时，中共台湾省工委在台湾建立的武装基地也遭到破坏。最后一个“鹿窟武装基地隐蔽抗争直至1952年，即便在保密局特务与军警的联合攻势下，亦未能幸免于被摧毁的命运。
五、在狱中，对蔡孝乾的“批判”活动已为时过晚。
中共台湾省工委之所以遭遇如此严重的破坏，固然有对解放军渡海时间的预估过于乐观、岛上活动空间有限等客观原因，然而，主观指导上的失误以及领导者个人品质的问题，才是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保密局的档案中，我们可以窥见……蔡孝乾案”中的“对本案综合检讨”说：“……共匪各级组织与忠实程度均不够，一经破坏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台共与匪中央缺乏直接联系，与匪华东局联系时，亦时断时续，迄‘台湾省工委会’破获时止，其电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见。而军事干部缺乏，部队又未经政治教育，工农群众毫无斗争经验，均属失败之主要因素 ”
蔡孝乾自延安的艰辛岁月归来台湾，目睹当地经济水平远超大陆，便沉溺于物质享受，热衷于结交台湾的工商界上层人士。妻子离世后，他与年仅14岁的继妹马雯娟开始了同居生活。在资金短缺之际，他甚至动用了组织的经费。1949年，蔡孝乾竟然向台湾的一些富裕人士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声称只要他们提供赞助，待台湾解放后，他必将给予关照。
谷正文在回忆中还提到了蔡孝乾被捕后的情况。他说，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等几名地下党干部被捕之后，曾在牢房中集体批斗蔡孝乾。张志忠指着蔡孝乾破口大骂，指责他生活腐败，引诱14岁的小姨子；侵吞一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中午和晚上在山水亭餐厅吃山珍海味，吃过晚饭上永乐町看戏……完全是一副资产阶级的嘴脸，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
谷正文评价蔡孝乾道：一个人的言辞是否真诚，往往可以从他的眼神中窥见端倪。回顾蔡孝乾被捕之初，尽管他在接受审讯时表现得颇为坦荡，但他的眼神却频繁闪烁，所谈内容多半模糊不清，对此，我暂时选择不计较。仅凭第一印象，我便推测他可能对物质生活颇为看重。若能充分满足他的物质需求，逐渐地，便能掌握他的心。到了那时，他几乎无所不言。。”
谷正文评价台共失败原因。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它的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假如当初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活动的人有几分周恩来或罗荣桓的品质，那么，历史的演变恐怕就大不相同了。”
以隐蔽战线最基本的常识判断，蔡孝乾的作为确实存在多项致命的缺点。按照陈泽民、张志忠等人对蔡孝乾的指控，蔡孝乾不仅没有资格领导地下党隐蔽战线的工作，他甚至连当一个共产党员都不够格。
1950年6月1日，蔡孝乾于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则自首声明，同时亦通过电台进行了广播。自蔡孝乾投敌叛变以来，他曾在“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情报局及其他情报机构授予其少将军衔，并委以专责撰写和研究分析的任务。1982年10月，蔡孝乾于台北因病离世，享年74岁。
蔡孝乾叛变，与小姨子结婚，有一子。
除了蔡孝乾的个人品质，中共台湾省工委对形势估计错误造成指导方针偏差也是招致大破坏的原因。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曾提出过党的地下工作的十六字方针，即“潜藏蓄力，伺机而动。周恩来在回顾中共南方工委1942年遭受破坏的经历时，亦着重指出，地下党组织不宜同时涉足武装斗争，因为这两种斗争的指导原则相互冲突。丰富的实践经验表明，开展武装斗争必须广泛动员民众，这必然会导致组织和领导者无法保持隐蔽。然而，中共台湾省工委却违背了隐蔽的原则，急于构建武装训练基地，并在工人和学生群体中未经严格审查就大量发展党员，这种行为恰恰为敌特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
六、张志忠：谷正文心中的“独一硬汉”
中共台湾省工委武装工作部部长张志忠在被捕后，展现出坚贞不屈的气节。曾有一次，蒋经国亲自莅临监狱，试图说服张志忠投降。张先生，有何困扰需协助？“是的。”张志忠简洁回应。若你想助我，请让我速死。！”原台湾地下党台北学委会书记吴克泰曾言：“！”二二八事变之后，他赴大陆任职，成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的常务委员。在其回忆文章中，他亦高度评价张志忠为台湾地下党的坚强战士。1954年3月16日，张志忠在台北市川端町刑场英勇献身。经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间的调查与核实，1999年1月，张志忠及其夫人季沄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
谷正文对张志忠的赞誉之词颇多，于其回忆性文章中，他如此表述：“在我的交往经历中，蔡孝乾的人品让我颇感不快；尽管张志忠最终被判处死刑，但他的形象在我心中却尤为突出；至于洪幼樵，他更像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而来自厦门的陈泽民，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美好印象。。”
谷正文指出，在台共党员两千余众之中，张志忠堪称独树一帜的硬汉。蔡孝乾，历经中共长征与抗日战争的严峻考验，尝尽艰辛，故归台后生活逐渐堕入奢靡，思想亦随之动摇，领导能力大不如前。而张则秉持其武装斗争的坚定风格，广纳“二二八”事件中的流亡者，在多处建立武装据点。然而，此举遭到中共中央的否定，他们认为台湾省的山林并不深远广阔，且交通便利，不宜采取游击战术。张与蔡之间关系紧张，四人被捕后，蔡、陈、洪三人相继投降，唯有张一人坚贞不屈，尽管多方诱导，他仍选择以死明志。随后，蔡、陈、洪三人被保密局聘请为“匪情研究室”的研究员，而张则坚守秘密，未曾泄露一人一事……在台共党员逾两千人的队伍中，张堪称唯一的硬汉。。”
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枫等。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及其亲信随员聂曦上校，四人在台北马场町英勇捐躯。吴石远眺大陆，深情地倾诉：“台湾与大陆同属一家，此乃血脉相连、民心所向。待到数十年后，我必重返故土。在行刑之际，吴石挥笔写下了一首悲壮的绝笔诗，其诗后半部分云：五十七载梦回，声名与志业皆成泡影。我仍保留一颗赤诚之心，在黄泉之下，唯有叹息，方能对得起我那在天之灵的父亲。在1973年，应周恩来总理的倡议，民政部正式追认吴石同志为革命烈士。
朱枫英勇就义之际，身着一袭淡雅的碎花双绉旗袍，外套一件深蓝色的毛线上衣。颈间与肩头，横亘着束缚的绳索。在行刑之际，她高昂着头颅，高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英勇献身，身中七弹，终年45岁。此案乃国民党撤退至台湾后所发生的首宗重大事件，其影响力波及整个台湾岛，造成了极大的震动。
朱枫就义照片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枫烈士的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然而，由于种种复杂因素，朱枫烈士的骨灰长期在台湾漂泊。直至2010年12月，在国家相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以及台湾有关方面的积极配合下，朱枫烈士的骨灰终于得以返回大陆，并被安置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2011年7月12日，这批骨灰被送至宁波镇海革命烈士陵园，安放于朱枫烈士的灵堂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