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先生，籍贯湖南长沙，1956年于湖北武汉呱呱坠地。他早年的人生历程丰富多彩，不仅亲身参与了农村的劳动，还投身军旅生涯，退役后更成为了一名工人。1978年，雷颐先生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完成了本科学业。随后，他不断精进，于1982年取得了吉林大学历史系的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以及当代中国史等领域，成果斐然。

原题

“瞿秋白冤案”的

起源与平反

作者：雷 颐

瞿秋白，出生于1899年1月29日，不幸于1935年6月18日离世，其一生堪称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领导人的典范。

在《文史参考》2010年第8期，瞿秋白女士的独女瞿独伊发表了她的亲述回忆文章《九泉下仍遭受莫大凌辱》。文中揭露了关于瞿秋白遭受迫害及其家属所经历的鲜为人知的细节，这些内容无疑具有极高的价值。然而，她对“四人帮”为重塑党史，无视事实，将她的父亲定性为“叛徒”，导致其英灵在九泉之下承受巨大羞辱的观点，实际上尚需进一步探讨。实际上，“瞿秋白冤案”的起源，或者说将其定性为“叛徒”的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1964年底，那时“文革”尚未全面爆发，“四人帮”也还未浮出水面。

随着“文革”的终章缓缓落下，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孙克悠与我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健，两位曾参与对“瞿案”进行复查和平反的专家，分别倾笔撰写了各自的回忆录。本文即以这些珍贵的回忆文章为基石，对“瞿秋白冤案”的成因与平反之路进行梳理。鉴于该事件的历史意义非凡，且孙、陈二位的研究成果早已公之于众，其中蕴含的丰富一手史料却往往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因此，本文在多个章节中直接引用了这些资料。这一做法既体现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也有助于让这些宝贵的史料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与认知。

瞿秋白（后排左四）与张太雷（左五）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的三位要员合影，定格了这份极为珍贵的影像。

瞿秋白先生首次将《国际歌》译介为中文，其译本随后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

01

1979年三月，《历史研究》杂志第三期推出了陈铁健撰写的《重评〈多余的话〉》，此举标志着对瞿秋白的公开平反。文章一经发表，便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尽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前召开，诸多冤假错案已开始得到平反和昭雪，但刘少奇案、瞿秋白案等“特别重大”案件却尚未得到平反。因此，针对此文，部分人士在报刊上展开了激烈的“大批判”，其中东北某省报更是以整版篇幅刊登了对瞿秋白的批判文章。这些文章依旧沿袭“文革”时期的“钦定”标准，措辞犀利。陈铁健试图发表反驳文章，却遭到拒绝。同年六月，他前往福建才溪参加学术讨论会，会议主持人坚持要求他在全体大会上讲述瞿秋白的事迹，随后对他进行了预先策划的“围攻”。

不过，在经历了短短两日的密集攻势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即刻转达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指令，要求陈铁健即刻动身前往上海，与瞿秋白案件复查小组的成员汇合，一同投入到案件复查的任务之中。此后，会议的“基调”也迅速呈现出显著转变。7月1日，陈铁健抵达上海，暂住在东湖招待所，并拜会了中纪委瞿秋白案件复查小组的负责人——当时担任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的孙克悠。孙克悠对陈铁健详细阐述了案件的相关细节。

在1950年代，瞿秋白的亲妹妹瞿轶群（如图左侧所示）及其家族成员。

自“四人帮”势力被彻底铲除之时，瞿秋白的家属便屡次向中央致信，迫切地请求为其彻底平反昭雪。1979年春，中纪委特地设立了“第八组”，着手对瞿秋白案件进行细致的复查。彼时，已步入79岁高龄的瞿秋白胞妹瞿轶群，从杭州致信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再度提出为瞿秋白恢复名誉的强烈愿望，并坚决要求修复在“文革”期间遭受破坏的瞿母金太夫人之墓。

“1979年5月20日，陈云同志对此信件作出批示，并明确指示：‘耀邦同志，请审阅此信’。紧接着，5月22日，耀邦同志在信件上作出回应，批示道：‘应对瞿秋白同志来年的评价予以公正，并着手搜集相关资料。信中提出的请求应当得到妥善处理。此事的办理责任由陈野苹同志承担’。直至5月29日，陈野苹同志就批示进行了反馈，提出：‘请鹤寿同志审阅后，转交中纪委第八组进行处理’。”孙克悠：《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与英勇就义的复查工作回忆录》选段，收录在瞿秋白纪念馆编撰的《瞿秋白研究》第三卷内，该作品由学林出版社于1991年正式出版，具体页码为第292页。陈野苹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因此，中纪委的临时机构“第八组”在1979年6月启动了对瞿案的复查任务。该小组由五名成员构成，其中包括从中央调查部借调的常凡、来自中央党校的李玲玉，以及中纪委的孙和，他不仅有着军队团政委的丰富经历，还有老王的参与。考虑到孙克悠对陈铁健所著的《重评<多余的话>》有所研究，特别邀请了陈野苹加入。孙克悠担任“第八组”的组长，全面负责案件的复查工作。同时，中纪委常委曹瑛代表常委会负责此事的分管工作。

6月18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鹤寿与秘书长魏文伯共同会见了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女士，并向她传达了充分的信任，坚信党中央将作出公正且适宜的裁决。

瞿秋白、杨之华及瞿独伊。

02

“近期，中纪委第八组在上海、杭州、南京、常州等地展开了紧凑的调查行动。他们与瞿氏家族的众多成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会晤了众多知情人，并主持召开了多场座谈会……”

他们得知，瞿秋白在1935年6月遭遇了国民党残酷的迫害，自那时起便被追认为烈士。自此，他的故乡——江苏常州自1953年起便着手筹备瞿秋白烈士的纪念陈列展览，并于1959年正式向公众揭幕。此后，当地政府又着手筹划瞿秋白故居的陈列展览工作。到了1964年，瞿秋白故居的陈列展览开始允许内部参观。不久，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在南京传达了毛泽东对李秀成自述和瞿秋白《多余的话》的批评意见，随后，瞿秋白的陈列展览在同年8月暂停了对外的开放。陈铁健，《书生革命者的悲壮情怀——导读》；瞿秋白，《多余之语》；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1921年，我国卓越的革命先驱瞿秋白（位于画面右侧）与李宗武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定格了一段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影像。

瞿秋白、杨之华、蔡和森等革命先贤，与远道而来的苏联友人，在莫斯科定格了一段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合影。

往昔1962年，香港自联出版社出版了司马璐执笔的《瞿秋白传》，其中收录了《多余的话》的全篇内容。翌年，即1963年，《历史研究》杂志的第四期登载了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文中指摘李秀成背叛。戚本禹的论述一经公之于众，便在学术界与文艺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相关意见迅速上报至国务院。在周恩来总理的密切关注下，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了二十余位历史学家举行会议，专门就这篇文章进行深入剖析。与会专家对该文的历史篡改行为予以了严厉的批评。中宣部对此表示支持，并认为戚文在事实依据上存在不足，理论观点存在偏颇，且在政治层面上产生了不良影响。

自1962年起，毛泽东再次强调了“阶级斗争”这一核心论点。他在《瞿秋白传》的附录中深入研读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并在《历史研究》杂志上细致剖析了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他将这两部作品与亟待解决的“党内叛徒问题”紧密结合，从而作出了不凡且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判断。上引书第23页三材料证实此见。参阅第23-26页。）

1931年五月，瞿秋白与杨之华择居于上海南市紫霞路68号二楼东侧的一间厢房内。

一，在1979年8月28日这一天，周扬于其位于万寿路的居所与中纪委第八组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并在会晤期间发表了重要论述。

在戚本禹对李秀成的《李秀成自述》发表评论之际，我对此一无所知，未曾涉猎其作品。然而，某日观赏戏剧时，总理询问我是否阅读过这篇文章，我如实相告尚未涉猎。总理随即强烈推荐我阅读并关注此事。如今，台湾方面也对太平天国历史人物李秀成提出了质疑，如此重大的历史人物翻案事件，竟然未与中宣部进行任何沟通。这一事件使得阳翰笙的戏剧《李秀成之死》无法公演，博物馆也暂停了相关展览（英国赠予的一把刻有李秀成名号的剑，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此剑亦被珍藏）。

观赏完戚文的演出后，中宣部迅速召开了一次会议，旨在讨论该剧目是否可以继续上演，并特别邀请了各位学者对戚文的作品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在会议过程中，范文澜、郭老以及刘大年分别对戚文的作品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刘大年遵从我的建议，撰写了一篇尚未公开发表的论文。但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刘大年与周扬因过往曾为叛徒李秀成辩护，不幸成为了批判的焦点。

1932年至1933年的冬至之际，上海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阴霾之中。鲁迅先生曾三次将瞿秋白夫妇安置于自家的府邸，以避开这场风波的冲击。上方图像展示了鲁迅在上海的故居风貌；下方图像则描绘了瞿秋白先生当时临时居住的寓所情景。

瞿秋白与鲁迅友情深。

我向陈伯达探询他对李秀成的看法。他回应道，李秀成的这一行为，实则是对其麾下士兵的深切关怀。陈伯达在为李秀成进行力挺。此外，他还提及，瞿秋白亦曾撰写过一份个人陈述。他进一步阐述，这一消息是由黄敬透露的，因为黄敬在被捕之后，也曾创作过类似的自白书。

在与江青的邂逅中，我向她提及了黄敬所述瞿秋白着手撰写自传的那段往事。她回应道：“所谓的自述，实则不过黄敬一人的自首之言，正因如此，我和他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我有幸得以拜见毛主席之际，我向他提出了自己对李秀成观点的不同见解。毛主席听罢，并未发表任何意见作为回应。

若我有幸与江青重逢，她或许会如此回忆：“毛主席曾对李秀成作出评价，称其‘资料详尽，证据确凿，忠王称号名不符实（晚年有失忠诚？），不宜作为楷模’。主席曾叮嘱我不要将此事告诉你，但最终还是没能忍住，向你提起。”

瞿秋白、杨之华，1930年莫斯科

“阅读之口感颇不佳，似在向对方卑躬屈膝，妥协背叛。为何仅对李秀成大加赞颂，却对陈玉成只字不提？为何只推崇方志敏，而对瞿秋白却未予重视？”

江青对罗尔纲提出的李秀成伪降之论点持有异议，她时常向主席详细阐述个人的看法。

瞿秋白致杨信

瞿秋白刻印“秋白华”

二，在1979年4月16日这一天，陆定一于北京医院与中纪委第八组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在谈话中，他明确表示：

经过三年艰难的岁月，一股雄浑的力量应运而生，其目标直指为彭德怀同志洗清冤屈。我向周恩来总理写信，详细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坚信彭德怀同志反对毛主席的立场是错误的。总理将我的信件在政治局内部广泛分发。不久，有人提出彭德怀同志在军事上有所建树，并认为公演《李秀成之死》是对其平反的一种方式。我深刻认识到，这实际上是对毛主席的不敬，于是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坚定地进行了反击。

1964年，香港的国民党杂志再度刊登了《多余的话》。提及那一段过往，我似乎仍能清晰记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中，毛主席、周总理与我三位伟人曾齐聚一堂。然而，关于他们当时是如何开启对话的，我的记忆已经变得模糊。我向他们汇报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在香港重新面世的消息。毛主席听闻后，立刻表示渴望阅读，我便将文稿呈上，请他审阅。毛主席阅毕，便简洁地对我指出：“今后宜减少对瞿秋白的纪念，而应更多地纪念方志敏。”他的语气平静，未再给出其他指示。至于周总理希望找到《多余的话》的原稿，据我所知，他始终未能如愿以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周总理曾派遣两位工作人员前来询问有关瞿秋白的情况。我再次向他详细汇报了相关事宜。

瞿秋白在中央苏区工作。

三，戚本禹于1979年6月12日在秦城监狱所提交的供述资料：

1963年，我着手撰写《评李秀成自述》，其初衷在于强调，评价一个人，除了考量其成就之外，更应审视其晚节，即便在晚年，对毛主席持有不同意见亦非适宜之举。这一观点对我对《海瑞罢官》的解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投身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错误，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我的文章一经发表，便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争论愈发激烈。当时，周扬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言辞相当激烈，翦伯赞也表达了他的反对。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与江青开始有所接触，她赠予我一份材料，我无法得知她的立场是支持还是反对。那时我与田家英关系密切，他也对我的文章表示了支持。江青邀请我前往，田家英告诉我，她是中南海的首长。我如约前往，江青一开口便称赞我为党做出了重要贡献，毛主席对我的文章表示满意，并告诫我不可骄傲自满。她还提到，毛主席指示将《李秀成自述》的原文影印本交给我，希望我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我表示，自己正面临会议的围攻，江青听后勃然大怒，声称自己将此事向主席汇报。这次接见，成为了我日后追随她的决定性因素。在我陷入困境之时，她代表主席给予了我支持。她要求我继续撰写文章，并催促我尽快完成。这一切都发生在1963年的年底。

1935年，瞿秋白将一张影像赠与狱中医生陈炎冰。在照片背面，他留下了深刻的思考：灵魂若能永恒，肉身的存续是否还有意义？若灵魂已逝，这具身躯又意味着什么？

“1963年，我开始着手撰写批判李秀成的文章，初衷是将我国当时的‘防修反修’策略与历史相似事件进行对比研究，并巧妙地暗示彭德怀晚年对毛泽东的态度有‘晚节不保’之嫌。”“但到了1963年底，江青与我进行了交流，她对我为党的事业所做出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赞扬，毛泽东主席也对我的文章表示赞同，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未解，我的文章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对党的事业有所贡献。她告诫我不要骄傲自满，并鼓励我继续深入研究。她还建议我向康生的‘九评’团队寻求指导。在完成第二篇文章后，我前往钓鱼台拜访康生。在聚餐中，康生及其团队指导我，在批评时应避免盲目跟风，而应从更高视角出发，准确把握关键点进行反击，确保对方无法反击，彻底制服对手。”“1964年，我戚本禹发表了第二篇论文，题为《如何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历史研究》1964年 第4期公开发表的文字锋芒毕露，直指叛徒议题，所涉人物囊括了李秀成、汪精卫，乃至彭德怀，以及伯恩斯坦、考茨基直至赫鲁晓夫等一众知名人物。文中展开了深入透彻的批判，气势恢宏，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更为热烈的共鸣。上引书第26页）

宋希濂收悉一封密电，此电由其直接上司蒋鼎文转呈，内文详尽地阐明了蒋介石对瞿秋白案件处理的明确指令。就地处决，拍照核实

在“瞿案”的复核阶段，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即是严谨且细致地审阅公安部转交的瞿秋白烈士遇难案审查卷宗，共计二十卷，其厚度竟然高达三尺。对瞿秋白烈士遇难事件的调查工作始于1954年初，湖南省公安厅依据两名涉案罪犯的供述材料，遵照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指示，着手进行追查。同年十月，公安部第十三局组织精锐力量，展开了专项调查。历经十年的详尽调查与审理，终于在1964年10月19日完成了《瞿秋白烈士遇难问题调查报告》。报告中的证据确凿，事实明朗，中央决策者据此得出结论，认定瞿秋白烈士在狱中坚守信念、英勇就义。而这一结论的公布，恰巧发生在常州瞿秋白故居陈列展被下令停办后的两个月。

两个月光阴逝去，转眼至1964年12月30日，北京军事博物馆与历史博物馆依循中宣部对陆定一、康生及其它中央领导的汇报要求，对馆藏展品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其中，涉及瞿秋白、项英、博古、谭政、甘泗淇、袁国平、彭雪枫、陈光等革命先烈的名字及其相关文物，均已尽数移除。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特定人士的干预下，历史真相的鉴定与历史人物的升降沉浮，竟然被任意篡改，轻易地颠倒黑白。上引书第28页）

1955年6月18日，首都北京隆重举行瞿秋白烈士遗骨的安葬仪式，仪式庄严而肃穆。

在庄重而肃穆的葬礼仪式上，中共中央向瞿秋白同志的遗像献上了一个以艳丽鲜花精心环绕的花圈。

陈铁健认为：“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公开判定于1968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而其张网以待的秘密部署应不晚于1962－1963年间。”因为“大跃进”导致数千万人饿死，“面对灾难，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中共中央的指导方针和一系列政策举措正误的估量，存在着巨大差距。毛泽东始终认为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即正确占足九成，错误微不足道。刘少奇则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特别是1962年召开的党内“七千人大会”，使毛极为不满。

随着“文革”风潮的肆虐，瞿秋白的批判逐渐浮出水面。他的母亲金衡玉，在1916年，因承受着贫困和债务的双重压力，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她的遗体被安葬在常州。然而，1967年1月19日，她的墓地不幸遭受了红卫兵的破坏。紧接着，同年2月8日，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内瞿秋白的墓碑上的雕像也被红卫兵所破坏。同年5月12日，瞿秋白的墓地再次遭受了红卫兵的破坏。至于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他在1932年因贫病交加在济南离世，其骨灰被安放在南郊。在文革期间，其墓地同样遭到了红卫兵的破坏，并被平整。而1972年发布的《中发12号文件》则宣称：“瞿秋白在狱中写下了《多余的话》，并自首叛变。”孙克悠：《回忆瞿秋白同志被捕与英勇就义事件的复查工作片段》，具体内容请参考前述文献第293页。）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文革”岁月里，八宝山上的瞿秋白墓碑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如今仅存一块残破的碑石，它承载着那段历史的沧桑与变迁。

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瞿秋白问题复查组”在1979年底起草了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准备提交给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1980年1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主持会议。会议修改和充实了即将提交中共中央通过的包括《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等一系列文件。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但遗憾的是这次全会只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文件，而对瞿秋白的平反文件未予通过。

在本届会议上，我们全票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这一决定正式废除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于他的不实指控——“叛徒、内奸、工贼”，并撤销了将他“永久开除党籍，剥夺党内外一切职务”的严重错误决定。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废除了相关审查报告，全面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杰出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的崇高地位与良好声誉。对于因刘少奇同志的问题而遭受牵连的个人与事件，我们承诺将进行公正的平反。

瞿秋白纪念碑

长汀瞿秋白馆

在福建长汀的土地上，瞿独伊向其已故父亲瞿秋白先生的纪念碑献上了花圈。

“面对历史长河中遗留的各种难题，我们肩负着持之以恒的解决使命。以本次会议中提到的瞿秋白同志为例，若将其归类为叛徒，实难自圆其说，亟需予以更正。”《坚定遵循党的方针政策，精炼执行工作策略》一文，收录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由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正式发行。）

尽管关于平反瞿秋白的文件尚未获得批准，他的声名实则已重获公正。在1980年6月17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举办了一场纪念活动，以纪念瞿秋白同志英勇就义的45周年。此次会议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贺敬之先生主持，中国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周扬先生在会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讲，对瞿秋白同志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崇高的敬意。

1980年，在人民大会堂庄严肃穆的氛围中，举办了一场隆重的纪念活动，以缅怀瞿秋白同志英勇献身五十周年。

1985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纪念大会，以纪念瞿秋白同志英勇就义五十周年。

在座谈会现场，讨论之声络绎不绝，声浪此伏彼起。孙克悠深情地追忆道：“我至今仍清晰记得那次意义非凡的会议，李维汉同志曾这样赞誉：在我们党的辉煌历程中，瞿秋白同志无疑是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杰出楷模，他果断地摒弃了家长制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孙克悠著《关于追忆瞿秋白同志被捕及英勇就义的复查工作纪事》，收录于原著第297页。次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的领导团队、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相关负责人，以及中纪委第八组的领导人员，亦携瞿秋白先生的家属瞿独伊女士等，齐聚八宝山瞿秋白先生受损墓碑遗址，共同向其敬献了中组部送来的花圈，以及亲友们捐赠的鲜花。

1995年，中共中央盛大举办瞿秋白同志英勇牺牲六十周年的纪念典礼及学术研讨会。

1995年，在庄重而肃穆的人民大会堂内，中共中央举行了隆重的座谈会，以此纪念瞿秋白同志百年诞辰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时刻。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发布文件，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的《调查报告》。此举标志着该案件的复查工作得以圆满收官。报告明确指出：《多余的话》一书中既无背叛党和同志的行迹，亦无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诽谤，更无对国民党的赞美，亦无向敌人乞求生存的企图。“对《多余的话》进行客观而全面的审视，可以断言，它绝非叛变投降的自白之书。”这一举措正式且彻底地揭开了自1964年以来所形成的“瞿秋白自首叛变案”的真相，为其赢得了公正的平反。

1982年9月，中共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工作报告中，中纪委明确指出：“针对瞿秋白同志于1935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所遭受的‘自首叛变’指控，我们已进行了彻底的重新审查。瞿秋白同志系我党早期杰出的领导者之一，其遭遇引发了党内外广泛的关注。经过对瞿秋白同志被捕前后的全面调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确认，他在被捕后依然坚贞不屈，英勇斗争，终因敌人的残酷迫害而英勇牺牲。”在陈铁健所著《书生革命者的悲剧情怀——导读》一书的引言章节，第46页中，作者对书生革命者那错综复杂的情感世界进行了深刻剖析。）

瞿秋白年表

瞿秋白：常州至长汀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