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9日，江西省政协前副主席朱旦华同志于南昌辞世，享年九十九载。

在朱旦华同志离世之际，全体中央领导同志纷纷以各自的方式，对其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向其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

朱旦华

01、上海-延安-新疆

朱旦华女士于2000年5月至10月期间，接受了笔者数月的专访，她深情地回忆道：

我诞于一个朝代更迭的特殊时日——1911年12月26日，彼时，清朝政府已被辛亥革命的浪潮所推翻，而中华民国政府尚未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我本名姚秀霞，出生于宁波的庄桥地区。我的父亲姚载福经营着一家小型的国布庄（俗称铺子）。

1924年，姚载福的布庄业务得以拓展，全家人随之迁往上海。次年，姚秀霞顺利考入上海的一所知名女子学校——务本女中，她在学业上表现出色。然而，不幸的是，随着外国洋布的倾销，姚载福的国布庄在短短三年内便宣告破产，其破产的境遇与电影《林家铺子》中的情节颇为相似。姚秀霞完成初中学业后，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就读免收学杂费的母校师范科。毕业后，凭借优异的成绩，她留校任教，担任教务处的办事员，月薪30元，其中15元用以偿还家中的债务。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姚秀霞便投身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抗日斗争。至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军对上海发起猛攻。姚秀霞遂向党组织紧急申请前往延安。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她携带更名为朱家农的组织介绍信，与两位男性同志一同，历经杭州、金华、南昌、汉口等地，克服重重难关，抵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同年8月底，她步行抵达延安，并在陕北公学接受教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三月，朱家农与抗大、陕公的28位同仁一同被派往新疆迪化（即乌鲁木齐）开展统战工作。在赴新疆的征途中，朱家农更名朱旦华，寓意自《诗经》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意境，自此，朱旦华这个名字与他的一生紧密相连。同年五月，朱旦华一行抵达新疆迪化。

朱旦华、毛远新、毛泽民

02、毛泽民传奇姻缘

1938年盛夏时节，朱旦华被委派至迪化女子中学担任教导主任，并肩负新疆妇女协会常委及宣传部部长之职。不久之后，她更被推选为新疆省政务委员会委员。正是这一政务委员的职务，让朱旦华与毛泽民跨越千里，得以相会。

1938年的冬日，朱旦华首次踏入新疆省政务委员会的工作会议，会议的重点是探讨新疆财政开支的预拨款问题。自清康熙年间起，新疆便依赖其他省份的经济援助，即所谓的“协饷”，以维系日常开销，而从未有过收支预决算的先例。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军阀政府自身难保，对新疆的“协饷”便告中断。新疆的维系，全仰赖印钞厂大规模的印钞行为。随之而来的物价狂涨，使得这种维系方式难以为继。

在会议中，新疆省财政厅代理厅长周彬发表了专题演讲，强调必须进行果断的改革，并建立健全预算决算制度。这一新制度一旦实施，便直接触及了新疆各级官员的切身利益，使得假公济私、贪污挪用等行为面临诸多束缚和限制，使得在场的多数人对此表示反对。周彬的报告结束后，会议现场气氛骤然变得凝重。朱旦华初涉政坛，听闻周彬的提议后，认为这是一项大有益处的改革，遂起身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支持。随后，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亦表示赞同，最终，周彬提出的预决算方案得以顺利通过。

会议落幕不久，朱旦华便接到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紧急通知，要求他即刻前往。彼时，邓发担任着“新疆八办”的主任一职。在向朱旦华介绍情况时，他提及了财政厅的代理厅长周彬，称其为一位资深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周彬同志，正是毛泽东同志的胞弟毛泽民。毛泽民同志曾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边区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等重要职务。

毛泽民同志深受胃疾与腰椎之苦，1938年二月，党中央决定派遣他赴苏联接受治疗，然而因中苏边境爆发传染病，交通被迫中断。在此期间，盛世才盛情邀请他留驻新疆，协助整顿财政秩序。毛泽民同志初任财政厅副厅长及代理厅长，并在新疆隐姓埋名，化名周彬。在此次会面中，邓发同志提及了毛泽民的婚姻历程：他曾结过婚，但不幸离婚，身边缺乏照料。尽管盛世才表面上对共产党人颇为尊敬，实则内心颇为猜忌。毛泽民同志身边充斥着特务，缺乏一位可以信赖的知己，这对党的事业造成了不利影响。在这次财政会议上，朱旦华同志引起了毛泽民同志的浓厚兴趣与关注。正是如此，邓发同志成了朱旦华与毛泽民之间的“月老”。

1939年五月，新疆的八路军办事处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送仪式，旨在送别周彬同志赴苏联接受治疗与深造。在此次活动中，邓发同志亲自宣布了周彬与朱旦华的订婚喜讯。

1940年5月，毛泽民与朱旦华在新疆省政府礼堂举行了一场文明的婚礼，标志着他们共同生活的开始。婚后，他们的生活虽然简朴，却充满了甜蜜与忙碌。毛泽民自晨曦初露时便离家外出，直至夜幕低垂方才归家。稍作餐后，他即刻投入到工作中：预算与决算、各类报表、全省田赋等事务。在毛泽民的忘我付出下，新疆成功发行了新货币，确立了预决算的新制度，金融财政逐渐步入正轨，物价亦趋于稳定，使得这片土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成为了一方难得的乐土。

1941年2月14日，毛泽民和朱旦华唯一的孩子毛远新出生。毛泽民给孩子取名时说：“依照韶山毛氏族谱的记载：‘立显荣朝士，文芳运际祥。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我这一辈属‘泽’字辈，而我们的孩子则归属于‘远’字辈。鉴于他诞生在遥远的新疆，因此，便取名为‘远新’。”

“远新，真好！这名字既生动又富有深意，而且还是源自韶山的派名呢！”朱旦华忍不住亲昵地抚摸着孩子的小脸，笑着轻轻点头。

03、新疆囚徒永别

幸福的时光宛如晨露般珍贵且转瞬即逝。毛远新尚在襁褓之中，不满一岁半，而苏联在卫国战争的艰难岁月中苦苦挣扎，蒋介石的军队则越过了河西走廊，宋美龄远赴迪化，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的态度突变。他一手策划了所谓的“共产党阴谋暴动案”，将那些他邀请至新疆协助工作的所有共产党员拘捕，毛泽民便是受害者之一。朱旦华与毛远新亦被投入女牢。在监狱中，她与同志们始终坚持斗争，创作出诸多诗歌激励人心，并教育孩子们。

于幽闭的牢笼之中，关于毛泽民的消息始终沉寂无声。直至1946年7月，国民党内的爱国将领、新疆省新任主席张治中莅临迪化，宣布释放了关押于新疆监狱的所有同志。朱旦华及同伴们这才得知：早在1943年9月，敌人对毛泽民进行了长达七天七夜的残酷刑讯，交替使用严刑拷打和车轮战术，试图逼迫他签署伪造的供词。然而，“铁汉”毛泽民坚决不屈服于敌人的压力，无论遭遇何种诡计，他都坚决不签署任何字据。1943年9月27日深夜，盛世才受蒋介石指使，在迪化小南门秘密用绳索绞杀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人。为了向蒋介石献媚邀功，盛世才依照命令拍摄了毛泽民的遗体照片。

朱旦华、方志纯

04、方志纯战友情谊

1946年6月，在中共中央的营救下，新疆被关押的所有中共党员共131人（包括小孩23人），全部被张治中“无罪释放”，于当年7月回到延安。在这群人中，有毛泽民的遗孀朱旦华和儿子毛远新、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和女儿独伊，还有从苏联归国被盛世才关押的方志纯、方朗夫妇和他们在狱中出生的女儿方玲芝……

朱旦华被委以重任，投身于中央妇委的工作，与资深革命家帅孟奇共处一室。方志纯则被派往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不久后转任中央警卫团。然而，三年后，方朗因狱中留下的疾患不幸病逝，留下了两个尚在襁褓的幼子。随着全国解放的浪潮席卷而来，方志纯两次造访朱旦华的宿舍，力邀她一同前往江西南昌。然而，朱旦华均以筹备带远新返回上海为由婉言拒绝。这段珍贵的战友情谊，最终被帅孟奇洞察。她立刻动员中央妇委的几位同仁，精心策划了一个巧妙的连环计。首先，由杨之华亲自登门，讲述她与瞿秋白那段传奇般的爱情故事；紧接着，随着1949年端午节的临近，帅孟奇与康克清携手，让朱旦华给方志纯拨通了电话，声称妇联的几位大姐亟欲一睹他的风采。

端午佳节，方志纯接到了朱旦华的来电，匆匆赶至她身旁，妇联的同志引领他至报告室门前。眼前赫然出现一个硕大的双喜字，蔡畅、邓颖超、帅孟奇、康克清、杨之华等众多女革命家齐聚一堂，她们纷纷伸出双手，向方志纯热情地问候：“欢迎你，新郎官。”方志纯顿时感到一阵眩晕，目瞪口呆，坦言自己尚未向组织提交结婚申请。众位大姐却争先恐后地表示：“我们已替你向上级做了汇报。”在这群女革命家的祝福声中，朱旦华与方志纯的婚礼得以隆重举行。帅孟奇担任介绍人，邓颖超则担任证婚人。

婚后不久，朱旦华便与方志纯一同踏上了江西南昌的土地。他，曾先后担任江西省妇联的副主任与主任；她，则历任江西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长以及省政协主席。这对夫妇携手共进，廉洁自律，勤勉服务，相濡以沫，直至1993年7月31日方志纯不幸离世。

那年的冬日，朱旦华秉承方志纯的遗愿，将他的骨灰送返至弋阳县的湖塘村。这个在革命烽火中献出了98位英勇烈士的村落，迎来了方志敏的堂弟方志纯的骨灰。村中男女老少纷纷齐聚，在后山一棵挺拔的松树下，共同安葬了这位为弋阳及全国劳苦大众奉献终身的赤子。

朱旦华对笔者多次回忆，她在上海务本女中读书和工作时准备一辈子不结婚，害怕一结婚后就变成了一个只知道丈夫、孩子的家庭妇女。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这一生竟结了两次婚，而且两次都是与一心干革命的大丈夫结的婚，两个丈夫竟都是伟人的弟弟。他们两人都对朱旦华那么地钟情，朱旦华也深深地爱着他们两人：一位是她的初恋与导师，另一位则是她的战友与知己。步入暮年，男女之情再次成为她思考的主题，带给她更多的感悟。她还记得，每当她怀念毛泽民时，方志纯也正与她一同缅怀。革命者的生命被赋予了更高的净化，爱情已升华成了一种无比宽广的人性。在朱旦华的家中客厅，至今悬挂着两幅大幅照片，一幅是1943年毛泽民与朱旦华怀抱两岁儿子的合影，另一幅则是方志纯同志的遗像。在朱旦华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唯一认识的人是她与毛泽民的儿子远新；她当时正认真地翻阅着纪念方志纯诞辰100周年的纪念画册……

05、写遗嘱，别墅勿列入。

2005年，江西省委出于对老干部的关怀，在青山湖畔这片风景如画的区域，接连建造了一处副省级以上老干部的别墅区。朱旦华仅需支付少量资金，便能购置一套价值连城且持续增值的别墅，其完全产权还可合法传承于子女。然而，朱旦华却婉言谢绝。同年10月15日，她向江西省政协发出一封书信，转呈省委，其中清晰表达了个人的愿望与“遗嘱”。

省政协党组、钟起煌：

请转省委、孟建柱。

近期，省委为缅怀方志纯同志百年诞辰，特地举办了座谈会。对此，我深感感激，因为省委对方老特意策划了这一纪念仪式。遗憾的是，我本计划出席，然而当晚睡眠不佳，次日清晨头晕目眩，步履蹒跚，以致无法如期前往。

近期获悉，省委计划以优惠的价格，为包括我在内的众多老同志提供新居。对此，我深感理解并衷心感谢省委对我们这些资深同志的关怀与关照。

得益于省委和省政协领导的深切关怀，我目前的生活状况颇佳，无需再购置房产。我的三个亲生子女和一个养女均已独立生活，其中有一子一女在方老仙逝之后，便向我索求我与方老共同积蓄，并提出分家之议。我顺应了他们的愿望。在吴官正同志与孟建柱同志的亲自关照下，省委已经为他们妥善安排了住宅。

我的另一位儿子与我的养女始终反对我与他们分家，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关心与照料我的日常生活与健康状况，确保我能够安享晚年。他们对我的选择表达了全然的尊重。

在我心智尚且清醒之际，我郑重地向领导表达我的意愿：我拒绝购置新房，恳请组织将此指标优先分配给那些比我更迫切需要的资深同事。此外，我也恳请领导严格监督，确保不得有任何亲属以我的名义滥用此指标。

1937年，我孤身一人离开上海，踏上了前往延安投身革命的征途。在那长达七十载的革命岁月里，我历经坎坷，曾身陷囹圄，亦曾遭受流放与劳改。然而，我从未有过丝毫懊悔，只觉得自己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微不足道。毛泽民烈士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方志纯同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们永远是我和我的子女们学习的楷模。如今，我已年过九旬，愿继续居住在这所住所。待我离世，愿将房屋归还国家。我手中尚存些许积蓄，将全部交付予长子，以备后事之需，力求不给组织增添额外负担。我认为，毛泽民烈士与方志纯同志的革命精神与高尚品格，是留给子女们最宝贵的财富。

经过深思熟虑，我作出了这一抉择，这亦是我作为一名资深共产党员的遗言。

10月15日，2005年

江西省政协主席钟起煌于收到此信的当日，便将其转呈给孟建柱书记。在转呈信件的同时，钟主席对朱老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一位为党和人民作出卓越贡献的老共产党员”。他特别提到，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尚品德和崇高风范给予了他深刻的教育，而朱老那无私奉献的精神更令他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