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修 华/文

我生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父亲是天后宫道士，义和团那年我八岁，当时的情景至今还能回忆上来一些。那时我家住在河北望海楼后蓝家胡同。望海楼建有一座天主教堂，那一带的天主教势力很大，外国传教士作威作福，更有一般走狗为虎作伥，仗势欺人。同治九年(1870)曾经发生过“天津教案”，火烧了望海楼教堂，结果有十六名中国人惨遭刑戳，在人民群众的心里留下了仇恨。天主教堂为了扩张势力，勾引人入洋教，愿来者一律给三块银洋，因而多有不法之徒投身教堂。当地居民都不敢得罪教徒，谁要是不小心得罪了他们，但凭神父一张字条就把你告到当官;这一来，就成了一面官司，也不问个青红皂白，一律以“欺教民”论罪，轻则掌嘴打板子，重的还要枷号游街示众。百姓畏洋教如虎，彼此告诫，千万别惹教徒。

义和团发源于山东，由于山东巡抚袁世凯对义和团采取镇压的手段，所以又辗转发展到直隶(今河北省)，特别盛行于天津一带。当义和团进入天津城时，团众声势浩大，纪律严明，百姓敬如神明，跪接跪迎。义和团的活动带有民间旧传的迷信色彩，讲求设坛焚香降神，在天津遍设坛口。首领曹福田的总坛设在西头永丰屯吕祖堂，是个道教庙;离我家最近的坛口设在河北大胡同净业庵，也是个道教庙。我被好奇心所趋使，曾去观看义和团练拳和焚香求神的情形。他们练武的主要兵器是大刀片和红缨枪，要起大刀片寒光闪闪，抖动长枪冷风飕飕。他们求神时，向东南方下拜，焚香，烧黄表，然后就说某神下界了，脸色也变了，呼哧呼哧地喘大气，说是能刀枪不入。义和团见了洋人就杀，把仗着洋人势力欺压群众的狗腿子都当作奸细，对其中民愤大的处死投尸河中，为民除害，一时群众称快。

人民群众对望海楼教堂的洋人和教徒是怀恨在心的，这时有了义和团为之撑腰，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旧历五月十九日(公历六月十五日)，愤怒的群众放火烧了望海楼教堂。把教堂烧毁以后，群众还不解气，于是，拿镐的拿，持锹的持锹，要把这座帝国主义的侵略大本营连根创掉。当时民气很盛，男妇老幼一齐动手，我也拿把小铲子学大人的样子跟着一块挖。正在大家忙着挖教堂的时候，忽然传说外国军队开来天津，只得把扒教堂的举动停下来，转向支援义和团打鬼子。家家烙红糖大饼，熬绿豆汤，送上前线犒劳义和团，在大饼上还用毛笔写上“得胜大饼”四个字。我在私塾练过毛笔字，也跟着在大饼上七扭八歪地写起来。当时义和团的前线在河东新官讯，与驻在老龙头火车站(今东站)的洋兵对峙，战事相当激烈。

各国侵略军不断增援，猛烈进攻，终于在旧历六月十八日(公历七月十四日)从南门攻破天津城。侵略军进城后，杀烧抢掳，好淫妇女，极其残暴，尤以俄国兵的纪律最坏。侵略军中日本兵是主力，南门就是由日本兵首先突破的，他们进城后，强追居民悬挂日本旗，还要在门口写上“大日本顺民”字样，这是对中国人民的莫大侮辱。侵略军进城后，居民纷纷逃往四乡。我父母也带着我和姐弟等全家五口逃奔胜芳。走在半路上，听人们说天津贴出了安民告示，又看到许多人陆续往回走，我们也就回来了。当时天津的社会秩序很乱，天后宫被迫关了庙门，停了香火，我家以庙为业，赖神吃饭，这时便断了收入，生活非常困窘。父亲有吸食鸦片的嗜好，瘾得难忍难熬，连急带病，转年患烟痢而死，撒下我们孤儿寡母。全家无以为生，便在我家门口摆了个小糖摊，卖拔糖和糖豆，后来我又到车站去卖烟卷，母亲、姐姐再从成衣铺揽零活做，想尽办法，苦熬岁月。这时，各国侵略军占用总督门(今河北大胡同东风影院一带，斜对面的新华书店是当年河道上浮桥旧址)，作为联军总部，把门的是日本兵。据说由于俄国兵军纪太坏，日本兵不准俄国兵随意出人，于是有些俄国兵便隔着墙头向墙外用金银首饰换鸡蛋吃。当时有些小孩都去干这种生意，我想这总比卖烟卷赚钱多些，便商得母亲同意，也凑了点钱买些鸡蛋，去做这种投机生意。我们一帮小孩在衙门的围墙外守候着，时常有俄国兵从墙头上偷着用绳子吊下个小篮子，用他们抢来的金银首饰换鸡蛋，如一付耳环换两个鸡蛋，一个戒指换十个鸡蛋。然后我们再把这些首饰卖给收旧货的。我们这些小孩子不懂行，当然斗不过旧货商，实际上我们赚不了多少钱，却肥了他们。当时做这种生意是冒着危险的，因为侵略军经常任意开枪射击走近衙门的行人，并且打死人不偿命。后来，我也就不干这种投机生意了。

(谢纪恩整理，一九六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