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清明时节来临，我国前农业部部长何康便会携同家人，前往北京香山南麓的福田公墓，进行一场庄重而虔诚的扫墓祭祀活动。

在这里，三位老友之墓并肩而立。左边是何康的父亲何遂之墓，右边是何康的岳父缪秋杰之墓，中间则是1950年在台湾就义的吴石将军之墓。三人都曾在民国政府高层担任要职，也都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同行。

身为资深同盟会成员的何遂，其三子、一女以及儿媳却均悄然投身于中共地下党。尤为突出的是何康及其两位兄长，他们在1939年年底共同创立了“特别党小组”。该小组有幸得到了叶剑英与董必武的亲自指导，并因此在党内被视为关键的“战略棋子”。

何康及其胞弟何达于2021年7月先后离世，这一事件标志着何家第一、第二代成员相继淡出历史舞台。如今，肩负着续写家族历史、筹备家族聚会与扫墓等重任的，正是何康的长子，第三代中的领军人物何迪。毕竟，“老何家”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家族，其兴衰历程同样是中国历史中不可或缺的宝贵篇章。

2021年四月，何迪夫妇亲临广西大学历史校区，于桂林雁山园内那棵闻名遐迩的大榕树下留下了珍贵的合影。本文配图由受访者友情提供。

“战时农都”

初入四月，春寒依旧令人肌肤生寒。98岁的何康在北京医院的疗养已度过将近两年的时间，而他的弟弟何达，虽已年届九十，却不幸被诊断为淋巴癌晚期，正准备入院接受化疗。何达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家人整理口述历史，搜集并整理相关资料。在入院的前夕，他将这些宝贵的资料全部托付给了何迪。

《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探访了何迪的居所，现场目击了数只白色亚克力材质的储物箱，箱体上分别贴有“吴石”、“何遂”和“何康”的字样。在这些资料箱里，吴石的箱子中珍藏着他狱中留下的绝笔拓片。

彼日，何迪卸下了瑞银证券董事长的重担，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悠闲时光。他决定珍惜此刻，踏上一段追寻先辈足迹的探索之旅。

他与爱妻王苗共同踏上了寻访之旅，探访了父亲在1940年就读过的广西大学农学院。这所学府位于柳州沙塘，汇聚了一批回国后声名显赫的教授，师资力量之雄厚令人称道。沙塘之地，不仅有农学院，还设有农业科研与试验基地，三者相得益彰，共同铸就了“战时农都”的美誉。何康不禁感慨万分，是沙塘养育了他们的父母，也成就了何康的人生。

往昔，何达在沙塘的校园里度过了他的小学生活，那座广西大学农学院于他而言，宛如人间仙境。宽广的马路蜿蜒向前，两旁的尤加利树高耸入云，其粗壮程度甚至可用作枕木。校园之内，篮球场与剧场错落有致，游泳池铺设木地板，更显其雅致韵味。通往镇上的道路旁，小桥流水，风景如画，宛如一幅水墨丹青。

何迪曾亲眼目睹父亲珍藏的大学笔记本，其中一册详尽地记录了植物的学名，不仅用英文、拉丁文标注，还附有中文对照，并配有相应的植物插图。对花草树木的拉丁学名，何康如数家珍，这成为了他一生的爱好。每当秋日庭院中的银杏树叶金黄如染，他总能脱口而出“Ginkgo biloba”——银杏的拉丁学名，这是何迪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植物拉丁学名。解放后，农林业成为了何康一生的职业追求，直至改革开放后，他更是荣耀地担任了农业部部长的重要职务。

在抗日战争的硝烟弥漫之际，何家的五个孩子毅然决然地选择在广西这片沃土上投身工作或继续深造。这一决定的背后，是何遂先生当时的显赫身份——他不仅是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时还肩负着桂林行营（后易名为桂林办公厅）中将级总顾问的重任。

桂林行营统摄着数个关键战略区域，其中，第四战区由张发奎将军出任司令长官，司令部驻地位于柳州。自1940年开始，吴石中将担任第四战区的参谋长一职，陈宝仓中将则担任该战区的副参谋长。在国共合作的12个战区中，第四战区的合作关系显得尤为和谐融洽。

何遂与吴石，同根同源的福建闽侯人氏，在孙中山先生发起的“护法运动”时期相识，自此结下了一段深厚的友谊，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挚友。彼时，何康正于广西柳州的广西大学农学院潜心深造，期间，吴石时常给予他关照与援助。

何康及其两位兄长均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共同隶属于一个“特别党小组”。长兄何世庸在三兄弟中担任领袖，自11岁起便远赴加拿大深造。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他正于沈阳攻读医学预科，彼时他仿佛脱胎换骨，狂热地投身于学生抗日运动，两位弟弟亦步其后尘，踏上了革命征程。叶剑英返回延安后，该特别党小组的领导权转由董必武单线执掌。董必武对他们下达指示：“勤奋学习，勤奋工作，广结良友”，要求他们长期潜伏，伺机而动。

缪秋杰，作为何遂的另一位至交，当时担任国民政府盐务总局的总办，即局长一职。得益于这份深厚的友谊，何遂的长兄与次子因此得以踏入盐务系统，借助这合法的身份，展开了他们的职业生涯。

“你是喜欢‘大’还是‘三’？”（这是缪家姐妹对何家兄弟的亲昵称呼）并敦促她尽早做出决定。缪希霞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选择了那位比她小两岁半、性格开朗热情，且不吝赐教何康，作为她的终身伴侣。

于1944年的湘桂大撤退期间，吴石当机立断，在军列上临时增置车厢，用以安置疏散的难民。正是在这一举措的庇护下，何康及其农学院的同仁们才能艰难曲折地撤往重庆。吴石还特地派遣副官，将缪希霞、何达等家属安全送上了驶往贵州的列车。这位副官，正是后来与吴石在台北马场町一同英勇殉国的聂曦。

俭德坊2号

2021年8月，在料理完父亲与叔叔的丧事后，何迪带着妻子王苗、弟弟何巍，再度踏上了寻觅足迹的旅程，他们的目的地是美丽的山城重庆。

【转换失败】：他们下榻在北温泉柏联酒店，入口处就是父母举行婚礼的数帆楼。1945年双十节，何康和缪希霞在这里结婚。直到两个月前订婚时，何康才正式告知缪希霞自己是中共党员，组织已批准他们结婚。1946年 12月，长子何迪在南京出生。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在抗战胜利的欢声笑语中，何遂与吴石携手重返南京。何遂随后接管了立法院军事委员会的重要职务，吴石则被委以国防部史料局（后改称史政局）局长的重任。自此，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何遂与吴石，两位均为新式职业军人，他们对我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与热爱。在古典文献方面，他们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战国策》等经典著作。在诗词、书画领域，他们尤为钟爱，尤其是对苏东坡的书法，更是推崇备至。吴石先生曾精心刻制一枚闲章，上面题写着“戎马书生”，寓意着一位既驰骋沙场又醉心翰墨的文人形象。

握掌间挥洒天地之间，吾辈自当如此胸怀。自古以来，无数英雄豪杰，随那长江之水悠悠东逝，其豪情壮志，跃然于文字之间。

战事紧张，一触即发之际，何氏三兄弟随即划归中共中央上海局管理，张执一同志，专责处理他们的秘密联络事宜。

1947年秋季，上海局成立了瑞明公司，此举旨在打造一个新的经济前沿阵地。公司虽表面上由何遂与缪秋杰投资设立，但其资金实为上海局所提供，主要用于为解放区采购西药等急需的物资。何康被任命为总经理，而毕业于财会专业的缪希霞则担纲会计一职。次年，遵循张执一的指示，缪希霞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何达曾言，大姐（即家族中排行首位者缪希霞）堪称爱情至上的典范。对此，何迪表示由衷的认同，他深刻地感受到了母亲对父亲那份无私的爱情与坚定追随。在他看来，这种情感已超越了政治纷争，是一种纯粹而真挚的爱。

何家决定将位于南京的祖宅出售，举家搬迁至上海，最终在愚园路俭德坊2号安顿下来。那处居所乃一座独立的三层西式建筑，四周环境幽静宜人，实则早已成为上海地下党组织秘密联络的关键地点。

2007年，何康携家人重返俭德坊2号。只见门外的法国梧桐，枝干干枯，枝条却粗壮有力。登上二楼，何康逐一指着各个房间，向何迪等人娓娓道来：那间是祖辈的卧房，这边则是他自己的居所，而与阳台相连的那一室，则是何嘉的闺阁。至于三楼，除了何达的卧室，还特别设置了一间用于存放珍贵药品的储藏室。

何康曾讲述过一则动人心魄的故事。那是在1948年8月的一个时刻，几名经济警察突然闯入家中，声称是根据举报前来搜查违禁物品。当时，何康与亲家缪秋杰正在客厅接待监察委员张维翰。面对这几位显赫的人物，警察只是草草进行了检查，便匆匆离去，并要求何康次日前往警局接受询问。然而，实际上，他们在床下藏匿了X光机，三楼库房中还存放着盘尼西林等进口药品。当晚，缪希霞整夜未眠，伪造了一套账本。经过一番周折，此事最终以“查无实据”的结论画上了句号。

在那个年代，吴石频繁出入何家。他与何遂经常用福建闽侯的乡音交谈，对何家的孩子们来说，那种语言听起来宛如“支离破碎”，甚至比外语还要晦涩难懂。

何遂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政治上清醒而敏锐。他的家庭氛围很特殊，成年子女都加入了共产党，无一例外，他自己也很早就跟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内战爆发后，他越来越相信，救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基于对爱国、抗日、反蒋的坚定信仰，吴石与何遂的立场显得极为一致。吴石在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接受教育，两所学校他都凭借卓越的学业成绩荣获榜首，赢得了“吴状元”的称号。在日本陆军大学，他更是以出类拔萃的表现顺利完成学业，成为日本事务的权威和军界的杰出人才。尽管如此，他并非蒋介石的亲信。何康在其著作中提及，吴石虽然自视甚高，却始终未能真正掌握军队的实际指挥权，这成为他心中的一块难以释怀的结。他对蒋介石重用无能之辈，以及对内战的残酷发动深感愤慨与痛心。

1947年，他在《国防新报》刊发了一篇充满激情的评论：“我国民众的心态日渐颓废，犹如江河日下，令人不寒而栗。整个国家陷入了一股追逐私利的狂潮之中，违法乱纪、道德沦丧、残忍刻薄、冷漠无情的现象层出不穷，无处不在。”

吴石在内战初期便曾预言国军注定败局，他不止一次地对友人们感叹不已：“若国民党不能覆灭，那便无天理可言！”在与何遂的交谈中，他总是直言不讳，言辞激昂。正是这种坦率与直率的品质，最终促使吴石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决意与中共代表进行直接会晤。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内部后来对何遂的评价颇为负面，将他视为“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热衷于制造风波的麻烦制造者”。

何敏、何仲山、何迪；而后排的成员则是：缪希霞、何康、陈坤立、何世庸、何遂、何达、何嘉。

“风萧萧兮易水寒”

1947年4月的某个午后，上海局的要员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在赫赫有名的锦江饭店（同时也是地下党秘密联络的据点）设下盛宴，以礼接待吴石。此次晤谈是在极端保密的环境下秘密进行的，而何遂与何康则退至门外耐心等待。会晤告一段落之后，何康接到命令，要求他继续与吴石保持单一的联络渠道。

自那时起，张执一与吴石在愚园路俭德坊2号的何家寓所频密举行私密会议。吴石在沪宁之间频繁往来，源源不断地输送关键情报。他常常选择在夜晚搭乘火车亲自送达，有时亦会指派副官聂曦代为传递。

1949年三月，吴石亲临俭德坊，将一组至关重要的绝密情报亲自交付给了何康。在这批情报中，最令何康难以忘怀的是那幅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该图尺寸庞大，标注的部队番号详尽无遗，甚至精确到团级。何康深知这份情报的分量，于是立刻将其转呈给了张执一。

情报即刻传达给了正准备发起渡江作战的三野部队。据解放后三野参谋长张震所述，他先后两次向何康提及，这批情报对于部队顺利渡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辅助作用。

吴石将军不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事战略家，更因其身居要职，对情报价值的评估游刃有余，搜集情报如同鱼儿畅游水中，显得尤为得心应手。他所提供的情报价值非凡，宛如雪中送炭，其贡献之巨，实难用言语和数字尽善尽美地予以表达。

四月行将落幕，吴石即将踏上南下的旅程，就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一职。启程前夕的那个夜晚，何康夫妇在位于上海法租界的霞飞路上，于卡弗卡斯咖啡馆为吴石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饯行盛宴。这家由白俄罗斯人经营的咖啡馆内设有一个精致的小舞池，留声机里不断地回荡着《何日君再来》等悠扬的舞曲。

彼日，解放军已在安徽率先赢得渡江的辉煌胜利，彼此间心照不宣地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何康奉命留守上海，以迎接解放的曙光，双方都明白今后再难有直接的联系，心中不免涌起依依难舍之情。吴石平日寡言少语，然而那晚却情绪激昂，兴奋地跳起舞来，更以福州的乡音吟唱道：“风声飒飒，易水寒冽，壮士一去，难返故里。”

没想到，一语成谶。

在福州即将迈入解放的黎明之际，吴石于8月16日决然踏上飞往台湾的征途，接受“国防部”参谋次长一职的任命。与此同时，何遂的幼子何世平，自三年多前便在台湾台中、台南的盐务机构中悄然蛰伏。他的母亲陈坤立与他同住，而何遂及其女儿何嘉，亦已于6月份抵达台湾。

此时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6月，香港报纸登出了上海军管会名单，何康作为农林处处长赫然在列。消息传到台湾，何世平的同事们私下议论纷纷，有人甚至散布“何家兄弟都是共产党”。

8月，吴石和何遂多次以携家人游山玩水的名义密商。吴石同意继续为共产党工作，在台湾这个海峡阻隔、交通不便的地方，就需要在组织上建立更紧密的秘密联系。这是一种甘冒斧钺的选择。

风声渐紧，吴石紧迫地催促何遂一家火速离开台湾。何遂心中对吴石的安全同样充满了担忧，然而吴石却以宽慰的语气安抚道，他并无大碍，凭借“国防部参谋次长”的显赫身份，自可成为坚实的掩护。

何家成员分作两队撤退。9月1日，何遂夫人携同何世平一家，与何嘉一同，从基隆港起锚，搭乘船只驶向广州——那个尚未被解放的城市，之后转道前往香港。吴石特地为何遂安排了直飞香港的航班，并亲自驾车将他送至机场，目送他踏上征程。

九月与十月间，吴石亲赴香港，得益于何嘉的大力支持，他顺利与中共上海局在香港的负责人搭上了线。转眼进入十二月，何遂夫妇以及何嘉亦一同重返上海。

然而，仅仅半年光景，便突遇晴天霹雳，传来了一则令人震惊的噩耗：1950年6月10日，吴石在台北遭遇了不幸。马场町刑场就义，年仅57岁。

闻此不幸消息，何遂痛不欲生，终至心悸发作，紧急入院接受治疗。

家中的晚辈们回忆道，吴石的遇害对祖父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他坚信这位至交是代他承受了苦难。在何康后来追忆吴石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载：“对于这位生死与共的朋友的离世，父亲心中充满了复杂而难以言表的痛苦，这份情感伴随了他晚年的岁月。”

“有事找何康”

在吴石将军英勇献身之际，他的长子孙吴韶正正在南京大学经济系深造。某日，他在图书馆翻阅报纸，忽见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的一条简要报道——《台湾间谍案引发轰动，四大要犯悉数伏法》，该消息如同晴天霹雳，震撼着他的心灵。

自父亲踏上宝岛的那一刻起，吴韶成便在自家信箱中意外地发现了一张小巧的纸条。其来源成谜，纸条上显现着父亲的笔迹，是用铅笔匆忙勾勒出的字迹：“若遇困境，速赴寻何康。”怀揣着这份神秘的指引，他即刻动身，前往上海，成功找到了时任华东局农林部副部长的何康。

何康确认了吴石英勇牺牲的真相，但并未透露过多细节。他郑重地对吴韶成叮嘱，不宜过多讨论此类敏感话题。考虑到“涉及人员众多”，若不幸遭遇组织审查，他建议吴韶成告知对方与华东局取得联系。

自那时起，吴韶成与滞留内地的妹妹吴兰成始终保持缄默，在家世一栏中，他们始终填写着“国民党旧军官”。至于在台湾的母亲，以及年幼的弟弟和妹妹，自那以后，便再也没有了他们的音信。

吴韶成，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郑州的河南冶金局就职。他的妹妹吴兰成，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后，则被派往内蒙古大兴安岭的牙克石林场担任儿科医生。二人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在“文革”时期，兄妹二人都遭遇了审查，党籍未能得以恢复。

1972年，吴韶成向中央书写了一封表达诉求的信件。在周恩来总理及叶剑英元帅的亲自关照下，该事由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亲自接手处理。中央相关部门以最高级别的机密文件形式，向吴韶成与吴兰成工作的单位发送了正式的公函。公函中明确说明，由于当时的保密要求，未能向吴石的子女颁发烈士家属的证明书，但“今后对于吴韶成（吴兰成）同志，应视同革命烈士的子女”。

这份烈士证明，历经23年的漫长等待终至送达。身为吴石的紧密联系人，何康严谨地遵循着组织的指令，要求吴韶成兄妹恪守秘密。但在私底下，他却难以抑制内心的愧疚之情，背负着沉甸甸的心理重担。

五六十年代，何康肩负重任，被派往海南儋州，着手创办了“热作两院”——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与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全心全意投身于新中国橡胶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身体孱弱、疾病缠身的缪希霞也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北京，追随丈夫的脚步来到了海南。尽管这对夫妇对留在大陆的吴石子女始终心怀牵挂，却无奈无力提供帮助。

1978年的新春伊始，何康重返京城，肩负农林部副部长的重要职务。从此，他与缪希霞并肩作战，竭尽全力，为吴家兄妹提供无私的援助。

不久，吴兰成夫妇便结束了在牙克石林区二十余年的辛勤劳作，转任至我国的首都——北京。

多年之后，吴兰对促成这一切的种种因素仍感到难以捉摸。在给何迪的微信留言中，她追忆起往昔，提到牙克石在当年的地图上几乎是默默无闻的存在，那里的气候酷寒，冬季的气温常常跌至零下四十摄氏度。回溯到70年代末，农林部从基层选拔了一批科技人才调入部门，其中便包括她的丈夫陈进森。为了维持夫妻团聚，她也随他一同来到了北京。初到北京，面对陌生的环境和人际关系，她的求职之路显得尤为坎坷。正是在“希霞姐”的慷慨援助下，她才得以抓住中医研究院信息所的招聘机会，并顺利被聘为副研究员。

实际上，1976年，缪希霞在前往北京探亲的途中，特意于郑州停留，拜访了吴韶成夫妇，由此对吴兰成的最新情况有了深入了解。在农林部选拔基层干部的过程中，正是何康竭力向组织力荐了陈进森。

1980年五月，吴石的至爱王碧奎踏上了前往美国洛杉矶的征程，与她年幼的儿子吴健成一同开启崭新的生活篇章。考虑到吴韶成与吴兰成对探望母亲在美国的强烈愿望，相关部门精心策划，确保了他们的愿望得以实现。

深入探究王碧奎的居住与安全保障情况；吴兰成计划探访美国医院并收集相关医学资料，特此恳请领事馆提供必要的安排与协助。

次年，吴韶成与吴兰成作为我国冶金代表团的成员，踏上前往美国的旅程，他们的妹妹吴学成也从台北急匆匆地赶来相聚。王碧奎曾因吴石案件受牵连，身陷囹圄，直到吴石被执行死刑两个月之后，她才重获自由。在此期间，她孤身一人，艰辛地将两个年幼的孩子抚养长大。经历了三十二年的风霜雨雪，这一家人终于在美国异乡实现了久违的团圆，泪水与笑声交织在一起。吴韶成在母亲的面前跪倒在地，久久不愿起身。

九十年代初，吴石的骨灰安葬事宜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缪希霞提出了一项建议，即在福田公墓购置一片土地，以便为吴石建造墓地。

福田公墓位于燕山山脉北侧，紧邻八大处风景区，被赞誉为北京市的一处尊贵陵园，众多社会精英于此长眠。自“文革”结束以来，在缪希霞的引领下，缪氏家族凭借着退还的赔偿款项及变卖缪秋杰生前所居四合院所获得的资金，成功筹集了两万元，以此在福田公墓建立了家族墓地。

在相关部门的审批之下，吴石的墓室已于缪家墓地的一侧落成，墓碑亦已矗立。该碑高约1.6米，宽约1米，采用汉白玉精心雕刻，其顶部装饰有一对栩栩如生的麒麟浮雕，显得庄重而典雅，静候着吴石将军的英灵归来。

何康陪同吴韶成与吴兰成对刚完工的墓地进行了检查验收。紧接着，三人一同参加了罗青长等领导人的接见。罗青长对兄妹俩深情地说：“我们始终铭记着您父亲的不朽事迹”，并自述自己是亲历者之一。在周恩来总理生命的弥留之际，总理还特别召见了罗青长，叮嘱他务必不要忘记在台湾的老友。

1993年，王碧奎在美国不幸仙逝。翌年四月二十二日，何康受相关部门的委托，主持了一场规模较为简小的骨灰安放仪式，该仪式仅限于亲朋好友参与。吴石夫妇的四位子女与何家的第二代成员悉数到场，共同追忆缅怀。

何康在悼词中饱含深情地言道：“吴石将军坚定地反对内战，全心全意投身于全国解放和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其卓越功勋将永远铭刻在史册之中。吴石将军学识广博，品德高尚，待人真诚，爱憎分明，一生恪守清廉，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样的品质显得尤为珍贵，这正是我们亲眼见证、亲身感受的宝贵教诲。”说到此处，他的声音几近哽咽，泪水在眼眶中打转，难以自持。

在纪念何遂先生诞辰120周年的庄严时刻，何氏家族共同决定创建家族墓地。自1968年何遂先生不幸离世，其骨灰一直安息于八宝山革命公墓。随着家族墓地的竣工，何家出具了必要的证明文件，将先生的骨灰迁出，并安置于吴石墓地的邻近之地。

墓志铭中，何达如此记载：“先生性格豪放，交游甚广，一生中最为亲近的友人，唯有吴石与缪秋杰。如今，三人的墓穴相隔不远，这难道不是天意使然吗？”

落于首都北京的福田公墓之中，何遂、吴石与缪秋杰三位家族成员的墓地毗邻而居，相互之间如同守望相助的伙伴。

为了父辈的嘱托

吴石的遗骸得以归于尘土，子女亦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但何康心底仍挂念着一桩未竟的心愿，挥之不去。

直至那个年代，对吴石的追忆始终在低调而神秘的氛围中悄然进行。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何康心中怀揣着一份强烈的愿望，渴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将收集到的吴石生平事迹整理成篇，确保他的卓越事迹得以在世人面前传扬，避免被误解，亦不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然而，那时的客观条件尚不成熟。

时光荏苒，转眼间已迈入十数载春秋，直至2006年。在这一年，得益于何康与何达的鼎力相助，民政部终于为吴石的子女颁发了烈士证书。昔日的“特别党小组”成员中，老二何世平已离世多年，而何世庸已步入92岁的高龄，何康亦已步入83岁的人生新阶段。此时此刻，方深刻感受到时光的匆匆，不禁感叹时不我待。

何康邀请兄长何世庸及妹妹何嘉一同缅怀往昔岁月，由何达担任整理笔录的工作，最终汇编成书《从大陆烽火至宝岛——追忆吴石伯父》。口述内容整理成文后，何达将稿件分别递交给吴韶成与吴兰成，诚挚地恳请他们审阅并提出宝贵的建议。

“天意茫茫，难以揣测；世事漫漫，更难明辨。我一生竭尽忠诚与善良，却至此走向悲凉的结局。五十七载如梦似幻，声名与事业终成泡影。唯有将一颗赤诚之心留存，才能在黄泉之下稍慰先父之灵。”

何康三兄妹的著作在《百年潮》杂志2007年的首期惊艳登场，首次揭露了吴石所提供的情报所具有的非凡价值。翌年，何世庸却不幸与世长辞。

2013年年末，在总政治部联络部的周密组织下，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中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宣告落成。该广场的设立，旨在深切缅怀1950年代在台湾英勇牺牲的隐蔽战线上那些默默无闻的英雄。广场的核心区域，伫立着四位烈士——吴石、陈宝仓、聂曦与朱枫——的雕像，他们曾在台北的马场町共赴国难，英勇捐躯。

在纪念广场落成典礼之时，何迪陪伴着91岁的父亲何康、90岁的继母郁隽民（缪希霞于1992年离世）以及83岁的叔叔何达一同前往西山，以表达对先人的敬仰之情。车队抵达山脚，三位年迈的长者步履维艰，不时停下来稍作歇息，尽管气息微弱，但他们的意志坚定，决心攀登至山顶。面对吴石塑像，何康的眼中不禁泛起泪花，他深情地三鞠躬，以此表达对英雄的无限崇敬。

在吴石狱中留下的遗书中，他流露出了两项深埋心底的遗愿：首先，他渴望“诸位友人”能够集结并出版他生平所著的军事论述与诗词佳作；其次，他希望子女能够整理并精心保管他珍藏的书籍，进而创立一座小型图书馆，以此将他对书籍的热爱与勤学好问的习惯延续至后代。然而，这两个愿望的实现却步履维艰。自吴石被捕之日起，他在台北的住所便被查封，其手稿《左传兵法》以及为撰写《新国防论》《抗日回想录》等著作所搜集的资料，均已荡然无存；家中的藏书亦悉数散失无踪。

2021年，何康与何达先后辞世。吴石未竟的夙愿，亦随之转化为他们永恒的未了情愫。

这份久存的遗憾终于得到了慰藉。经过郑立等吴石传记作者长达十年的不懈努力，一部字数超过六十万的《吴石遗墨》于2022年正式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与世人见面。

何迪精心搜集整理了父亲及叔叔留下的宝贵资料，并于2023年出版了《何康的青少年时代》与《何康海南岁月家信文稿珍辑》两部著作。在《何康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生动再现了“老何家”的点点滴滴，以及与吴家数代人的深厚情谊。

2023年6月10日，正值吴石英先生英勇献身的73周年忌辰。在这一意义非凡的日子，何迪代表何氏家族，吴韶成的女儿吴红肩负着吴家重托，携手将何遂与吴石共同创作的《长江万里图》这一诗画双璧无偿捐赠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从而完美地实现了先辈们未竟的夙愿。

在《长江万里图》中，武昌一节，由何遂以翰墨挥洒，吴石以诗意点染。

何家自藏有历时八旬之久的《长江万里图》。这幅长达66.4米的壮阔长卷，绘于1941年，出自何遂的妙笔丹青，而吴石则在九江、武昌、三峡及川江四段分别题诗四首。正当何达在接受化疗住院期间，他将这幅无价之宝托付给了何迪，并托付将来与吴石的后人合作，将此宝物捐赠给国家博物馆，以防止这珍贵文物流落拍卖市场，失散异乡。

何迪坚信，在这幅雄浑壮阔的巨作之中，我们得以窥见何遂与吴石内心世界的一隅。他们心底深处，流淌着中华民族传统“侠士”的血液，怀抱对天下苍生的深切关怀，陶醉于诗词书画带来的无尽雅致，更怀有苏轼等先贤那般坚毅不屈的豪情壮志。尽管在这群先贤中，许多人曾遭遇才华被埋没的困境，甚至遭受误解与冤屈，但他们始终未曾消减对国家的忧虑以及对世间救难的强烈愿望。何遂与吴石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与那些他们所敬仰的“武艺与文采双全”的古代文人产生了精神上的契合，并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正如吴石在《长江万里图》武昌段所题的诗句所述：

孤心郁勃凭双剑，

共济安危托一舟。

楚客江篱无限感，

秋风斜日更添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