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在党内享有极高的声望，曾历任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政府的重要职务，包括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共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委员以及新四军分会书记等关键职位。然而，在他43岁那年，不幸遭遇叛徒的暗算。在此之后，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对项英的政治评价产生了疑虑。
在党的“七大”召开之际，讨论《关于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议》时，毛泽东对项英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经历曲折、情感丰富的个体。在革命的征途中，项英与毛泽东之间的互动往往显得较为紧张。尤其是在1930年伊始，当毛泽东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开始扭转中央苏区的局势之际，项英却在未得到外界支援的情况下，接替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领导职务，担任了中央苏区局书记的职位。
此后，项英不止一次地对毛泽东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即便在红军长征的前夕，他虽未亲自踏足长征之路，却向博古献上了“须防备毛泽东”的忠告，这足以彰显他对毛泽东的成见之深。至于项英与毛泽东之间的具体分歧，至少有四次明显的争议显现出来。
一，正当中央苏区在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中奋勇作战之际，时任苏区最高领导职务的项英，面对敌军的猛烈攻势，竟产生了畏惧之心，进而提出了放弃苏区、将红军撤退至四川的“右倾畏敌”主张。然而，毛泽东及众多红军将领则坚定地坚持实施“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历史的车轮最终证明，项英的这一决策是错误的。
1931年三月，蒋介石集结了十八师以及三旅之众，总计兵力达二十万，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自四月上旬起，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约四万余人，陆续从苏区边缘区域向宁都、瑞金一线集结，为即将到来的激战做着周密的准备。该月十七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青塘的河背村召开了一场关键会议，其目的是研讨针对敌军的战略对策。
此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已然解散，毛泽东身兼中革军委副主席与总政治部主任的重任。在中央苏区，党政军最高领导权由同年一月上旬自上海抵达的项英掌握，紧随其后十天，由“中央三人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所率领，此三人团系由六届四中全会选举产生的王明中央所委派。
过往在红军指挥权问题上居于核心地位的毛泽东，此时亦不得不服从苏区中央局，包括项英及中央三人代表团的决策意志。
在会议讨论中，针对“是否采取行动”这一议题，各方意见呈现出鲜明对立的态势。
项英与中央的三人代表团立场坚定，他们所坚持的策略仅用一个字概括——“退”，且这一退的幅度竟达数千公里之遥。他们主张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转战至四川，以诱使敌军扑个空。他们的论据是，敌我双方兵力对比极为悬殊，武器装备优势与劣势之别显而易见，唯有将兵力分散、转移攻击重心，方能成功击退敌人。原因在于：“我方兵力薄弱，若与之正面交锋，实乃以卵击石之举。为确保红军主力之生存，我们必须迅速撤退，退至四川之地。在那里，我们将建立新的根据地。”斯大林同志言，四川乃理想根据地。
项英言犹在耳，朱德、谭震林等人的反驳之声便立刻此起彼伏。
长久缄默的毛泽东挺身而出，神色庄重，沉声说道：“红军绝不能舍弃中央苏区，一旦撤退，将陷入绝境！末了，他将目光投向项英：“德隆，你已置身中央苏区数月，对于反‘围剿’之战前的局势，想必你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
项英岂会不知？毛泽东所倡导的“引敌深入”策略虽然曾引发广泛讨论，然而最终坚定执行毛指导的战略决策，坚持持久战，终于取得了空前的辉煌战果。
毛泽东一番言辞落下，会议的氛围瞬间焕然一新，朱德、彭德怀等人的积极性也越发高涨。长江局的代表周以栗随后发言道：“共产国际与……”斯大林不得不认真聆听他的意见，即便是在深山幽谷之中，也依然能够听到马列主义的真理之声。至于战事，最终还是需要红军自行策划并解决。
此刻，反对撤退的呼声愈发高涨，但鉴于“老大”项英尚未表态支持，争论依旧胶着，未分胜负。
在会议即将落下帷幕的时刻，毛泽东的情绪显得格外凝重。用完晚餐后，他来到了任弼时的住所，诚挚地说：“弼时同志，这件事情关乎重大，我主张将会议的参与范围拓展至各军的军长，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之后，再作出决策为上策。”
在毛泽东那深邃的目光里，任弼时感受到了一份沉重而真挚的忧虑，心中顿时掀起了波澜，随后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第三日，一场由红一方面军各路军长、政治委员、参谋长共同出席的扩大会议召开。会上，主战的气氛浓烈至极。与会的一级军政官员们纷纷表达了对撤退的坚决抵制，他们斗志昂扬，信心满满，展现出必胜的决心。观察到这一情景，中央三人代表团的态度亦随之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青塘之战已告一段落。在经过充分讨论后，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担纲指挥全军，首要任务是击溃王金钰、公秉藩所率领的部属两师。
在毛泽东与朱德的卓越指挥下，红军在5月16日至6月1日的短短15天内，锐不可当，连克700余里，历经五场激战，五次夺得辉煌战果，共歼敌逾3万人，缴获武器与物资无数，以排山倒海之势，痛击了蒋介石发起的第二次“围剿”。
二、在中央苏区的土地分配议题上，项英主张以劳动力作为核心评价准则，同时兼顾人口因素，此举再度激起了与毛泽东观点的冲突。即便在任弼时等人的鼎力支持下，项英的提议最终未能获得通过，但争论仍旧持续不断。
在毛泽东领导赣南闽西的革命斗争期间，土地分配问题始终被他视为仅次于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使命。面对军事斗争中的重重困境，1930年上半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历经艰苦努力，终于成功扭转了土地革命的方向。
鉴于党内成员在实战历练上的不足，赣西南地区在土地重新分配的问题上出现了显著的分歧。中共江西省委的巡视员江汉波与赣西南特委的书记就此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在此期间，李文林静候双方论战的结果，而有人坚信：“土地的重新分配并非我们的最终目标，社会革命才是我们真正的追求。”
目前仍处于宣传推广阶段，我们应首先广泛展开宣传，随后再着手具体实施。他们进一步建议，土地分配应依据生产工具和劳动力进行划分。其理由是，若缺乏必要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即便分配了土地，也无法有效进行生产，这无疑是对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总前委对江、李等人“只宣传不行动，不进行土地分配”以及“按劳动力分配土地”的看法表示强烈不满，曾多次召开会议，严厉批评赣西南地区在土地分配上的拖延行为，认为是极端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强调“迅速且公平地分配土地”是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
借鉴闽西土地分配的宝贵经验，总前委提出了一系列极具指导性的建议。为了确保这些方针能够得到有效执行，总前委对江汉波等同志进行了相应的组织部署。李文林同志对相关人员进行了组织处理，江汉波同志因此被开除党籍。
随着赣西南土地分配的秩序逐步确立，项英肩负着重大使命，抵达苏区中央局，接任代理书记一职。2月8日，苏区中央局发布了《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的通告。该纲领性文件对土地革命中极为关键的——土地所有制问题，进行了清晰阐释，同时，对反富农路线的阐述，也严格遵循了列宁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
然而，一个令毛泽东颇感棘手的问题随即显现：项英并不认同依据人口数量进行土地的均等分配。通告中明确提出，不应盲目照搬所有土地平均分配的政策。“以人口数量为基准进行土地均分，虽方法简便，尤其是在红军游击队势力范围内的土地革命中，更能便捷地动员民众，然而，这一做法却与阶级立场相悖！”
“如此分田，何谈革命？”
按照劳动力分配土地，这一做法显得极为不公。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拯救广大的贫苦农民，然而，在人口众多而劳动力相对匮乏的家庭中，却难以获得土地，这无疑是对他们斗争意志的沉重打击。若不对此现行政策进行调整，必将对苏区的土地分配工作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让毛泽东倍感欣喜的是，中央三人代表团明确表达了对他的支持立场。任弼时在讲话中引用了党的早期土地纲领：“我们目前正处于‘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指引下，积极推动土地革命。其核心宗旨是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原则则以上述消费量为依据。所谓消费量，即人口对粮食的需求量，具体而言，便是依据人口数量来确立的标准。”
任弼时一锤定音，此决定举足轻重，毛泽东因此如释重负。
项英的提议未能获得批准。中央苏区在土地革命的历史实践中，已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等人的观点——即依据人口数量平均分配土地——这一决策是切合实际、正确的。
三、正当南方游击队即将撤离山区，准备改编之际，项英以中央分局的身份发布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明确指示游击队“即刻集结，下山待命编队”。毛泽东察觉到项英对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原则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内心深感忧虑。于是，他立即通过西安、南京的“八办”用函电进行紧急联络，并派博古前往江西寻找项英，亲自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以确保南方游击队不会重蹈“何鸣事件”的悲剧。
自“七七”事变爆发以来，国共两党的关系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双方共同发布了《国共合作宣言》。依据该宣言，中共中央承诺废除苏维埃政府，并撤销红军的名称与番号，将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8月1日，党中央颁布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随即展开了对南方游击队的改编工作，使之转型为新四军。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领导人分赴庐山与南京，积极与国民政府进行商谈。与此同时，延安电台持续与南方游击区保持电讯联络，但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联络均未能成功。
9月27日，国民党广播电台播发了项英亲笔撰写的《致南方游击队公开信》。尽管项英尚未收到中央关于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明确指示，但他基于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全面理解，毅然决然地公开发表了这封信。信中明确指出：“我秉持党中央的宣言，已正式宣布停止游击战，摒弃过往的一切行动，并将所有游击队整编为抗日救国的武装力量，纳入政府指挥体系，共同抵御敌人。希望各部接到此信后，立即集结，静候点编……”
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在当日便收听了广播，心中不禁忧虑重重。他对张闻天说：“项英同志似乎尚未深刻理解，在统一战线中坚守独立原则的极端重要性。若是忽视实际情况，盲目采取行动，轻易下山之举恐怕将导致我们遭受重大的损失。”
张闻天与毛泽东感同身受，忧虑重重，生怕重蹈“何鸣事件”的悲剧。追溯至两个月前的7月中旬，中共闽粤边特委的负责人何鸣，曾与国民党一五七师签订抗日合作的协定，将超千名红军集结于漳浦城，准备接受改编。然而，他们不幸遭遇一五七师的突袭，红军被围困并缴械。
9月28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联名向西安的林伯渠及南京的博古发出一封电报，要求他们即刻派遣人员寻找项英，并“通报相关情况及政策”。10月1日午后，中共中央以书记处的名义，发布了一则《关于南方各游击队集中改编方针致张云逸等电》的指示。
“同志似乎对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的关键意义尚未有充分的认识，对巩固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也有所疏忽，忽视了不应盲目集中的必要性。他在南昌的行动存在一定风险，迫切恳请立即通知他前来延安进行商讨。”
毛泽东与张闻天心中犹存疑云，遂于10月2日再度向博古、叶剑英发送电报：“恳请项英火速前往南京，向他转达相关政策。抵达京城后，务必及时前来中央参与讨论。关于南方游击队的集中行动，切不可行。项英在江西的行动不幸陷入国民党设下的陷阱。”
近几日，延安与西安、南京三城之间的电报通信络绎不绝。毛泽东与张闻天多次深入商讨，从中可窥见中央对项英在江西的行动深感忧虑，情绪亦颇为急切。
在南京，经过博古与叶剑英的深入商议，我们决定派遣一位与项英熟识的同志。顾玉良肩负起寻找项英的重任，我随之踏上了前往江西的征途。作为一名八路军的工作人员，顾玉良于10月6日抵达江西南昌，继而又前往吉安，开启了寻访之旅。陈毅同志则赴赣南大余县池江镇，与项英同志会面。
在仔细研读了博古的信件及中央的文件之后，项英由衷地感慨道：“中央的指示犹如雪中送炭，若延迟一步，我们的事业或许将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10月18日，项英带领团队急匆匆地赶往吉安，与战友们欢聚一堂，胜利会师。在陈毅与国民党第三行政公署专员进行的谈判中，我们严格遵循中央的指导方针，成功地达成了多项重要协议。
10月22日，项英抵达南京，暂且寄居在八路军办事处。不过短短三天，博古便为其细心筹划，安排他乘坐飞机前往延安。
在项英领导南方游击队下山改编的初期阶段，他流露出的右倾麻痹思想虽未酿成严重后果，但亦令毛泽东等领导人深感忧虑，心绪难平。
四、项英在战略远见上存在短板，面对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北移”的指令，他显得犹豫不决，执行力度亦显不足，因而错失了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区域扩张的绝佳良机。此一疏失，恰好为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提供了关键性的机会，进而导致新四军几乎面临全军覆灭的严重后果。
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地区北移的决策部署时，项英显现出一定的拖延态度和抵制迹象。
1939年岁末寒冬，蒋介石在华北地区掀起了一股针对共产党的反共风潮。然而，我方凭借英勇无畏的奋力反击，最终成功挫败了这一浪潮。翌年春末，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国民党察觉到了对其反共势力有利的转机。当年10月19日，遵照其指令，何应钦与白崇禧，分别以正副参谋长的身份，向朱德发出了一份正式函件。
彭德怀与叶挺联名发布了“皓电”，其内容指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必须全部集结至黄河以北地区。与此同时，他们要求将现有的五十万军队精简至十万人，意图借此掀起一波新的反共狂潮。面对这一复杂局面，中共中央深感难以应对。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等领导人于11月3日作出了决策。朱德、王稼祥、叶挺、项英四位将军随即发出密电，声明：“针对前述皓电，中央已决定由朱德、彭德怀、叶挺三位将军联名予以回复，以期最大限度地延缓反共战争的爆发。关于皖南的局势，我们决定作出让步，同意向北迁移。”
数日之后，毛泽东再度向正于南京与国民党展开谈判的双方代表发出电报。他明确指示：“周恩来应即刻分批北移，否则将难以应对当前局势。”但在此紧要关头，项英却未作出明确回应，仅在回电中一一列举了种种困难和潜在风险，认为北迁将面临被截断或腹背受敌的极大危险。这种异常举动，竟使他向中央请求提供行动指导方针。
接到电话后，毛泽东怒火中烧。12月26日，他愤然指出：中央书记处以某种名义，向项英发出函件。袁国平、周子昆等人发来的电报措辞严厉，明确指出：“面对重重挑战，你们屡次向中央请求指导方针。然而，一年前中央已明确指示你们应向北发展，深入敌后。但你们却以种种借口未予以执行。近期，中央决定全体北移，对于移动的具体策略和克服移动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你们需自行设法解决，以彰显决心。尽管目前我们正在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并争取延期和补给，但你们不可对国民党抱有任何幻想，亦不可依赖其援助。将可能的援助视为偶然。你们必须坚定决心，寻找方法，突破最黑暗、最不利的局面，实现北移的目标。若具备此决心，即便遭受损失，核心力量仍可保全，发展前景依然光明；若犹豫不决，缺乏办法和决心，面临敌人夹击，你们将面临极大的危险！”
毛泽东情绪激昂，言辞铿锵地指出：“全国各地，唯有你们显得犹豫不决，束手无策。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务必做好自卫准备，坚定立场，这点我早已明确指出。我们不明白，你们期望我们给出什么样的指导？现在又提出拖延或撤退的问题，你们的立场究竟如何？是倾向于拖延还是撤退？如此模糊不清的立场和方向，必将导致严重后果！”
毛泽东的批评之词锋利如电闪雷鸣，深深触动项英的内心深处。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深知不能再有丝毫拖延。于12月28日，项英亲自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新四军军分会会议作出决议，自1941年1月4日起，军部和驻皖部队全面动员，沿着国民党军队驻守的茂林、旌德地区，穿越天目山脚，直赴宁国、郎溪，最终抵达溧阳。在此过程中，根据情况适时北渡。
皖南的发展局势，不幸如毛泽东曾预见的情形。此时，项英虽着手应对，但已错过了最佳时机。他的北撤决定，实乃在中央的严正批评下被迫作出，所选择的行动路径也属临时仓促决定，使得全军行动显得格外混乱。特别是在百步坑会议上，项英主持会议宛如推磨，不必要地耗费了宝贵的半天时光。
项英极力鼓吹“党指挥枪”的原则，并坚决反对叶挺提出的强攻星潭的建议，这导致部队错失了理想的突破口。在战斗最为惨烈、局势极度危急的时刻，项英竟不可思议地携袁国平、周子昆悄然离去，擅自脱离部队，其不光彩的举动，为他在皖南事变中的整体表现划下了黯淡的一笔，同时也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对他的政治评价，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