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初始阶段，毛主席曾先后八次亲切接见了多达一千二百万名红卫兵。组织接待、安排红卫兵的接见以及确保接见过程中的安全警卫工作，均由周总理亲自部署并统一指挥。
此时，周总理担任首都工作组组长，亲自指挥北京卫戍区事务。为了便于调度，首都工作组的指挥中心设于天安门城楼西侧一间宽敞的正厅之内。每当举行接见，总参作战部的领导以及蔡洪江、左勇两位处长，还有我们几名参谋，都汇聚于此指挥所共同工作。我们全程见证了八次接见的整个过程。
在这段特殊的工作关系与身临其境的体验中，我有幸目睹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诸多场景，这些画面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之中。多年来，我时常思考，将这些鲜为人知的片段和逸事整理成文，奉献给读者，留给后世，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我肩负的历史使命。
第一次会见百万红卫兵
“红卫兵”一词起初仅作为一张小字报的落款。1966年5月下旬，清华附中数名学生共同撰写了一张小字报，并署以“红卫兵”之名。6月2日，该署名为“红卫兵”的大字报在清华附中校园内正式张贴，吸引了逾百名学生签名，卜大华，一名高中生，位列签名者之首。随后，卜大华与众学生继续行动，他们张贴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小字报，并相继推出了《二论》《三论》等作品。
7月28日，他们将大字报与“前两论”呈递给了江青，希望她能转交给毛主席。这些年轻学子们，未曾料想毛主席竟会亲自给他们写信。8月1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第二份文件，便是《毛主席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信中附上了他们的“两论”。在这封7月30日所写的信中，毛主席三次表达了对他们的“热烈支持”。毛泽东的这封信，将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毛主席所发此信的消息迅速传遍祖国大地，学生们将“红卫兵”视为至高无上的荣耀，各类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红卫兵运动顿时在全国范围内兴起，震撼了世界。
1966年“8·18”标志着红卫兵运动的巅峰时刻。这一天，于中国历史长河中显得尤为非凡。当日的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文革”启动的集会，来自北京及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和师生（以下统称为“红卫兵”）齐聚一堂。正是在此次集会上，毛主席首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这百万红卫兵。
“稍作休息，明早六点钟前往天安门指挥所。”
为了早点到，不到6时我们就从三座门驱车到了天安门城楼。当我急巴巴地正要步入天安门城楼正厅门口时，在我前面的王政成参谋一把拽住了我，侧耳小声对我说：“主席在里面，别出声。”我往里一看，毛主席穿着军装坐在正厅北面的沙发上。我惊喜地一闪念：“天哪！主席怎么来得这样早呀！”我们只好不作声地、轻手轻脚地从主席面前拐进西隔壁间的指挥所。毛主席这天未睡觉。主席的卫士长陈长江同志说，为了接见红卫兵，半夜里主席说他要穿军装。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只好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中寻找主席合身的军装。一中队干部刘云堂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把他的军装拿给主席试穿，主席一试，正合适。这天主席通宵办公，清晨4点多钟他就叫准备出发。
清晨五时，毛主席步上天安门城楼。红卫兵们目睹主席的身影，瞬间沸腾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主席凝视着热情洋溢的红卫兵们，便缓缓走下城楼，深入到人潮涌动、红旗招展的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行列中，不停地向民众挥手致意。不久，主席被热情的群众紧紧簇拥，险些遭遇挤伤、压伤的状况！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的部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人群中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确保主席安全返回天安门城楼。这正是主席为何比我们工作人员更早一步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原因所在。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这一变动颠覆了原有的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排名格局。林彪晋升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成为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副主席则被调整为常委。这种突如其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公报中未曾提及），首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公之于众，令人们难以置信，震动甚巨。
这场剧烈的波动，加之林彪当天发表讲话时大力宣扬“四个打倒”和“大破四旧”，宛如重磅炸弹一般，瞬间震撼了人们的思维。尽管广场上的红卫兵不时激动沸腾，但城楼上那些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和各界民主人士的脸上依旧挂着忧虑。据我所观察，当天最为愁眉不展的莫过于刘少奇、陈云以及贺龙元帅等人。
刘少奇静静地伫立在毛主席东侧，缄口不言。当红卫兵为他戴上“红卫兵”袖章时，他并未出声，只是轻柔地用右手将袖章向下拨弄，红卫兵见状，便不再坚持。待他步履蹒跚至城楼正厅稍作休息之际，毛主席已先行一步，安顿于正厅之中，坐在东墙附近的沙发上翻阅报纸。刘少奇随后步入正厅，在北墙旁的沙发上落座，两人相隔不过两米之遥，然而双方均未开口交谈，亦无举手招唤或点头示意之举。
陈云迟至会议开始一个多小时后才步入会场。彼时，我正站在城楼的西侧平台上，得以目击他出入的全过程。自电梯口走出后，他径直朝着检阅台走去，并未踏入事先为他预留的位置。他在西检阅台上短暂环顾了天安门广场，既未挥手示意，亦未与旁人交谈，随即转身返回电梯，下楼而去，整个过程不过短短三分钟。
蒙受“二月兵变”的冤屈，贺龙元帅的心情愈发沉重。当毛主席与他握手之际，虽未一语，然而我想，这无声的举动恰恰透露出毛主席当时对贺龙的深厚信任。
周总理此时已陷入困境，他明白，自己必须成为适应“文革”形势的“大管家”。面对楼上楼下截然不同的氛围，他巧妙地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组织15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在征得毛主席的同意后，他迅速将任务交给了傅崇碧负责执行。不久，傅崇碧将1500名红卫兵代表引领至天安门城楼，并遵照总理的指示，将他们编成两个方队，分别安置在城楼的东、西两侧平台上，静候毛主席的亲自接见。
周总理率先向这两支方队的红卫兵致辞，明确了纪律以及主席接见时应注意的事项。随后，他依次在东西平台上击掌，指挥红卫兵们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东方红》。紧接着，他陪伴毛主席一同前往东西平台，接见了1500名红卫兵代表。此刻，场面异常热闹，打破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沉寂，城楼上下的欢声笑语汇成一片，“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和歌曲声在天安门城楼及广场的上空回荡。
毛主席佩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这1500名红卫兵在毛主席接见之后，内心的渴望愈发强烈，每个人都渴望能够与毛主席面对面，甚至与之握手。此时，即便总理的指挥也难以驾驭他们，队伍的队列开始混乱，他们开始在东西平台和检阅台间四处奔窜。当毛主席步至城楼西南角时，被一群红卫兵所拦。我正站在毛主席身边，全神贯注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围绕着毛主席的红卫兵们，手持“红宝书”或小本子、钢笔，纷纷请求毛主席签名以作纪念。主席逐一接过他们的本子和笔，在纸上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并未多加其他文字。获得签名的红卫兵欣喜若狂，跳跃着高达数尺。就在这一刻，一位女红卫兵为毛主席佩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欣然接受，并亲切地与她握手（见图）。后来得知，这位女红卫兵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宋彬彬（宋任穷之女——编者注）。
过了一会儿，一个男红卫兵给毛主席戴“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袖章，刚把袖章套过手腕时，毛主席看了看袖章上的字，什么话也未说，就用右手往下扒拉袖章，表示他不接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这时，我马上联想到，毛主席过去曾说过，他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的信息立即传遍与会的百万红卫兵，城楼上下，一片沸腾。他们摇着旗高呼：“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舞。”“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毛主席佩戴上“红卫兵”的袖章，将红卫兵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他目睹城楼上下一片欢腾、沸腾的景象，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场运动的规模宏大，确实成功激发了群众的热情，对于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具有深远的意义。”当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停留了整整六个小时。自那日起，红卫兵们纷纷走出校园，投身社会，大举破除“四旧”，全面打击“走资派”。
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
自1966年“8·18”大会召开以来，红卫兵运动的热情犹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至全国，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大串连”运动。涌向北京的各地红卫兵队伍日益壮大。8月31日，毛主席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了五十万红卫兵。
在首次接待红卫兵之际，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们反映，由于视线不佳，无法清晰见到毛主席。对此，周总理果断决策，对接见流程进行了相应调整。他决定，先让毛主席乘坐敞篷车接见广场及长安大街上的红卫兵，随后再登上天安门城楼，对经过天安门的红卫兵进行检阅和接见。当日下午五点四十，毛主席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乘坐五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缓缓驶出，两旁各有四辆敞篷警卫车守护，沿着广场通道缓缓前行，检阅并接见两侧的红卫兵。毛主席不断向红卫兵挥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车队抵达金水桥时，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下车，步上天安门城楼。
本次接见大会由代理“中央文革”组长江青亲自主持，大会于18时40分正式拉开帷幕。林彪佩戴着“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袖标发表讲话，他热情洋溢地鼓励红卫兵继续推进“横扫四旧”的行动，并着重指出要严厉打击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此同时，周总理忧虑运动可能对工农业生产造成破坏，进而威胁到国家的经济民生，因此在每一次讲话中，他都力求提出一些具有限制性的观点。在此次讲话中，他特别强调“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倡导以文斗代替武斗。讲话结束后，大会随即开始了对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的接见。
第三次接见百万红卫兵
随着“大串连”风潮的迅猛发展，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怀揣着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从全国各地蜂拥至北京，寻求与领袖的见面。他们的人数众多，来势汹汹，加之生活所需全由政府免费提供，使得首都接待红卫兵的任务变得异常艰巨，甚至难以应对。在此背景下，党政机关亦遭受冲击，职权难以正常行使。面对这一局面，周总理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将首都工作组的工作重点，转向了组织红卫兵的接见工作。
根据实际需求，首都工作组精心设立了八个联合指挥中心，统称为“八大联指”。这些指挥中心的指挥官由各军兵种、驻京部队以及军事院校的领导担任，同时以这些单位的核心人员为骨干，吸纳了中直、国务院、北京市系统等相关人员，共同构成了每个联指的团队。他们各司其职，分区域负责接待红卫兵并组织他们参与接见活动。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郑维山秉承总理的指示，全面负责八大联指的统筹管理工作，而部队组办公室副主任蔡洪江、参谋王政成、王日升以及我等则具体参与了组织与指挥工作。
自九月以来，首都迎来接待红卫兵的任务，已逐渐显现饱和态势，食宿问题随之变得紧张，众多接待单位纷纷抱怨不已，部分接待指标甚至难以分配。更有甚者，个别单位明确表示拒绝。周总理便如同战场上的动员指挥官，不断进行着鼓舞人心的动员。在一次动员大会上，总理坚定地说：“无论困难多大，我们都必须将毛主席邀请的客人接待好。我在中南海接待了1万名红卫兵，这批工作将由在邢台抗震救灾的187师负责。”此番“激将法”一出，众人纷纷收起抱怨，转而全力以赴，挖掘自身最大潜力，以完成接待任务。
随着9月中旬的到来，为迎接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系列活动亦已准备妥当，计划邀请七十万名红卫兵参与盛会。然而，鉴于日前发生的一起犯罪分子劫持车辆并撞击卫戍区清河哨卡，导致哨兵牺牲并抢走其手枪的严重事件，为确保国家领袖的安全，总理决定待案件侦破后再行接见。经过紧张的工作，案件于14日得以告破，15日便安排了接见活动。由于延期数日，前来参会的红卫兵人数增至百万之众。第三次接见依旧延续前两次的仪式，9月15日下午5时15分，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乘坐五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首先在广场及长安大街接见了红卫兵，随后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此次大会由康生主持，18时正式开始，林彪、周恩来发表讲话后，毛主席随即开始检阅并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此次共有三百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荣幸地接受了毛主席的直接接见。
第四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1966年10月1日，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十七载的辉煌庆典。在这一天，150万首都民众与远道而来的红卫兵齐聚天安门广场，共同参加国庆盛典，亦即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红卫兵的重要时刻。上午10时整，雄壮的《东方红》旋律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毛主席及中央领导同志、各界民主人士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林彪、周恩来等领导发表讲话后，游行队伍依次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与亲切接见。夜幕降临，天安门广场上空绽放出绚烂的焰火，一场盛大的焰火晚会在此举行。
晚上7点多钟，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大会堂西门外登车出发。当主席的车到达南长街南口时，被红卫兵拦住了，一窝蜂似的涌上来，都争着要看毛主席。主席的车一停，后面的车队全堵住了，顷刻间被包围在人海之中。任凭周总理和中央警卫局的同志怎么疏导也不管用。林彪下车高喊：“我是国防部长，让我们的车到天安门参加晚会。”可是穿着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副统帅”竟然指挥不动眼前的这些“红小兵”。要看毛主席的人，洪水般地涌过来了，毛主席被挤伤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在这十分危险的关头，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带领警卫团的部队赶到了，北京卫戍区的机动部队也赶到了，在周总理的统一指挥下，两支部队硬是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才使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安全地驶进天安门。
为确保毛主席从中南海至大会堂、天安门的路线始终保持畅通，行车安全无虞，周总理亲自指示首都工作组，务必强化这两条要道的警卫安排。郑维山、傅崇碧经过商议，并征得总理批准，将这一重大任务托付给了警卫3师。遵照周总理的明确指令，警卫3师在大会堂西侧、南长街、北长街部署了加强团的兵力，其中部分兵力负责常规执勤，其余则作为机动预备队，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为了便于指挥调度，他们在南长街南口设立了师指挥所，由师长邱巍高亲自坐镇。邱巍高师长忠诚、坚定、严谨地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确保了主席后续行程的顺利进行和安全。邱巍高的形象，在周总理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第五次接见红卫兵
“北三环已延伸至何处？”蔡洪江回答：“至友谊宾馆。”并询问我是否携带了地图。我随即从挎包中取出丝绸印制的一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北京市地图，将其展开在总理面前的地毯上。周总理，以其卓越的识图用图能力，迅速将目光聚焦于天安门广场，随后沿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北三环路逐一审视，分析两侧建筑物的分布。他指着地图指示：“就沿此路线两侧安排红卫兵。”他要求：“今天上午你们沿路查看，根据实际情况估算能容纳多少红卫兵。实施此方案的最大挑战是确保主席的安全，你们需制定一个万无一失的接见和警卫方案，并于明晚11时提交在此研究。”
16日深夜，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负责人郑维山、部队组办公室的副主任蔡洪江，以及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于福建厅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接见及警卫的详细方案。周总理在仔细审阅后，认定这两个方案切实可行，遂即作出指示，要求按照方案迅速展开准备工作，并于18日中午12时左右实施接见。依照总理的批准，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公安局以及各联指部门迅速投入到紧张而有序的组织筹备工作中。为确保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长达五十里的接见沿线安全，实施了全面的警卫措施。北京卫戍区采取了军、警、民（包括民兵和治保组织）三结合的警卫布局，将武装哨和便衣哨相互配合，地面警卫与立体（包括控制制高点）警卫相结合，对沿线两侧的建筑物、居民区、临街的危险窗口以及制高点等，进行了无死角的警卫和监控。即便卫戍区四个师的机动兵力全部投入，仍觉不足，于是又从驻京军兵种中借调了部分力量。17日晚11时，郑维山、傅崇碧、蔡洪江等人在福建厅向总理汇报了接见方案及警卫方案准备工作的具体落实情况。总理对周密的接见安排和严密的警卫措施表示充分认可，并多次强调在执行过程中务必做到“万无一失”。
上午18时，距接见活动仅剩不到一小时，周总理从大会堂匆匆赶至天安门城楼上的首都工作组指挥中心。他询问郑维山和蔡洪江：“你们考虑过没有？如果红卫兵对主席的到来没有充分准备，主席车队经过时他们未能辨认出主席，要求重新参加接见怎么办？需要立即起草一份广播通知，并由宣传车在主席车队进入通道前五分钟开始播放，以免过早泄露消息。”随后，他们开始讨论《通知》的具体内容，我则在一旁记录整理。讨论完毕后，总理示意我将《通知》草稿读给他听。总理听后指示：“就这样，立刻将稿件交给宣传车，并告知广播员，确保在主席车队出发前五分钟开始，沿路逐步向前播放。”
正午十二时四十五分，宣传车自大会堂东门启程，开始了广播《通知》的播报。十二时五十分钟，激昂的《东方红》旋律在广场上空回荡，接见仪式正式拉开序幕。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分别乘坐一辆敞篷吉普车，而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则分乘六辆敞篷吉普车，跟随在十二辆开道车的行列中，由警卫车引领护卫，从大会堂东门出发。车队沿着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路以及北三环路缓缓前行，首先抵达广场，对红卫兵进行接见。红卫兵们严格按照广播中的《通知》指示，整齐有序地站在原地，准备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与接见。短短一个小时之内，便完成了对犹如巨龙蜿蜒的、共计一百五十万的红卫兵队伍的接见。
会面结束后，意外突发。当主席的车辆驶至大钟寺东侧，与刚抵京的外地红卫兵不期而遇。红卫兵们见到毛主席后，纷纷涌上前去，将主席的座驾团团围住，整个车队瞬间被三四百名红卫兵包围。周总理、主席的警卫人员以及警卫处长毕庶畅等紧急下车进行疏导，但效果甚微。一名男红卫兵跃上蔡洪江、杨成武、傅崇碧共同乘坐的敞篷车（位于主席左后侧），意图借此跳上毛主席的车辆。蔡洪江反应敏捷，迅速将他抓住。男子拼命挣扎，声称自己是毛主席家乡的人，想要上车一睹主席风采。他不断拉扯，甚至将蔡洪江的衣袖扯破，但蔡洪江却紧紧抓住他不放。此时，围观的人群将他们围得更紧。就在主席可能遭受冲撞和挤压之际，卫戍区位于北太平庄的四个机动连如同天兵天将般出现在现场。在总理、蔡洪江、毕庶畅的指挥下，他们迅速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确保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安全撤离险境。
第六次会见百万红卫兵
第五次接见的方式最为高效，既节省了时间，又减轻了主席的辛劳。然而，周总理出于对主席安全的深切考量，不敢在长达五十里的路线上重复使用前次的方法。因此，他作出决策，采用红卫兵乘坐车辆穿越天安门广场的方式，进行第六次接见。为了容纳多达两百万名红卫兵，至少需要动员六千辆卡车。鉴于当时驻京部队的卡车数量有限，要在短短三天内筹备如此规模的车辆，其难度显而易见。首都工作组紧急向总理请示，并立即从沈阳、北京、济南等地的军区及军兵种中紧急调集车辆，迅速集结于北京。随后，由北京卫戍区统一调度指挥，将这些车辆编队。
当时，北京可供卡车通行的街道寥寥无几，二环路和三环路尚未实现互通。面对6000辆卡车组成的庞大编队，如何精确安排登车点、确保各路卡车纵队按时通过出发点及天安门，并制定合理的疏散出口规定，这一切都需要经过科学的计算和精确的规划，以及紧密的协调，确保各条进出路线互不干扰。首都工作组将这项制定科学规划的重任交给了卫戍区参谋长刘光谱。凭借对摩托化部队集结、行进、疏散的丰富经验，刘光谱与科长胡自成、参谋刘广文、朱海英等人夜以继日，连续多日，精心绘制出一份如同蜘蛛网般错综复杂的行车计划，并附以详细的地图注记。
周总理在福建厅仔细聆听了刘光谱与邱巍高的汇报，随后亲自审阅了该计划，并下令据此开展一场演习。1966年11月1日，首都工作组在天安门城楼上组织了一场规模庞大的模拟演习，动用了6000辆卡车。首都工作组并未邀请周总理现场观摩，原因在于：彼时的周总理既要应对国家管理的日益混乱，又要妥善处理复杂的外交局势，同时还要防范林彪、江青等人可能的暗算，并且必须将红卫兵视作“毛主席请来的贵宾”予以妥善接待。这位肩负外交与内政重任的“大管家”所面临的挑战，确实是异常艰巨。
自与红卫兵接见以来，周总理的作息时间被压缩至一昼夜仅四五个小时。我们深知此情，故尽量不干扰他的休息。然而，总理对此次演习极为关注，他并未告知首都工作组，而是秘密地在大会堂二楼全程观摩了演习。演习结束后，他又紧急召集首都工作组及卫戍区领导于福建厅召开会议，深入探讨并解决演习中暴露出的问题，并对6路车的速度、车距及间距进行了重新规定。
11月3日清晨十点十分，毛主席与一众中央领导人登临天安门城楼，大会的序幕正式拉开。林彪发表讲话后，十点二十分，载有红卫兵的六辆卡车缓缓驶入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与接见。然而，事与愿违，这种接见的形式显得并不理想。卡车上的红卫兵们，如同演习中那般，未能顺畅地通过天安门。特别是在抵达金水桥时，车厢内的红卫兵们争相目睹毛主席的风采，车厢南面的群众拼命向车厢北边涌动，即便广播员竭力劝解，亦难以平息这股热潮。结果是，卡车的载重失衡，翻车的风险频发，司机不得已减缓车速，未能依照原定计划驶入，导致整个接见过程被延长，直至午后三点方才圆满结束。
第七次见200万红卫兵
自1966年11月踏入，北京的气温逐渐转寒。周总理深思熟虑，鉴于立冬之后继续接待红卫兵，确保孩子们的衣食住行将面临巨大挑战，他竭力劝说毛主席提前终止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在毛主席的同意下，11月6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名发布了一项紧急通知，要求红卫兵和师生“暂时停止来京及至各地串联”。然而，即便这是一份具有最高权威的红头文件，此时对红卫兵已不再具备约束力，他们来京的势头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发强烈。
为了尽早接见、迅速返回，周总理在第六次接见后的第七日，再次安排了第七次接见，此次接待了多达200万的红卫兵。鉴于人数众多，周总理决定分两批次进行接见。11月10日，上午10时，毛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在天安门城楼上迎接了首批150万红卫兵。红卫兵们以游行的方式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与接见。然而，此次接见进程颇为缓慢。红卫兵们渴望多见毛主席一眼，于是在行至金水桥时，或是放慢了步伐，或是旋转着身体来回翻滚。毛主席为了引导红卫兵向西行进，便不断沿着检阅台向西行走，挥舞着军帽，示意大家不要在天安门广场前滞留。周总理则不断指令我们通过电话告知邱巍高指挥部队进行疏导。这种打旋涡般翻滚、渐进式的接见直至下午4时方才结束，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站立了6个小时，疲惫之状显而易见。
11日，紧接着，第二批接待活动亦告展开。将五十万红卫兵整齐排列于天安门广场的东、西长安街（确保通道畅通），毛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人乘坐九辆敞篷吉普车，依次进行了亲切接见。
第八次见250万红卫兵
迈入1966年11月的尾声，先前接待过的红卫兵尚未离去，而新抵达京城的红卫兵数量已增至250万。两者相加，京城内红卫兵的人数逼近400万。“小雪”节气过后，北京的气温骤降，然而这400万红卫兵，或是离家过早，或是来自南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仅身着单薄衣衫，缺乏保暖之具。此时，周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和压力，便是为这些享受免费衣食住行的“贵宾”提供保暖衣物，以防止他们遭受冻伤之苦。尽管北京市的库存物资已被尽数调拨，但仍旧无法解决问题。
在毛主席的批准下，周总理以战争动员的严谨态度，对工商系统及北京市展开了全方位的动员。他号召各部门、工厂、商店、仓库，将棉被、棉衣、毯子、绒衣、球衣等所有保暖物资尽数筹集。经过多次动员，众志成城，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破解了这个重大难题。在关键时刻，周总理高超的指挥才能使得林彪、江青等人无从下手。与此同时，毛主席对红卫兵的接见变得不那么积极。“小雪”节气已过，周总理计划在25日、26日这两天内，接见在京的250万红卫兵。当周总理将此计划上报毛主席时，主席回应道：“应是停止串联，返回原地闹革命。”总理解释说：“他们已经抵达，天气渐冷，北京市面临巨大压力，必须尽快安排会见，让他们尽早返回。”主席表示：“若你不接见，他们便不会离开。这些红卫兵孩子来了，若你不接见，他们因寒冷而不愿离去，后果不堪设想。”“这简直是逼人上梁山！”最终，在主席的同意下，将第八次接见定为最后一次。
“一切准备妥当，可以出发。”周总理这才安心地让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启程，抵达机场后，毫无延误，接见活动顺利进行。
26日午后，于西郊机场举行了最后的接见仪式。仪式结束后，接连发生了两起不幸的事故。首先，因饥寒交迫，一群红卫兵在主席换车之际突然情绪失控，犹如散鸭般涌向机场大门，致使通道堵塞，主席的座车无法返回中南海，只得改道步行，从机场东北侧的小门绕行至玉泉山。在此过程中，蔡洪江等人员陪同警卫人员步行，一路护送主席安全抵达玉泉山。其次，在散场之际，红卫兵们拥挤不堪，导致机场外的一座罗锅桥不堪重负而断裂，造成数人丧生，十余人受伤。
在1966年70天的时间里，毛主席8次10批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接见完后，周总理叫首都工作组写总结报告给主席。蔡洪江让我起草。我撰写了一个很长的总结报告，经蔡洪江修改后，由郑维山签发报周总理转报主席。接见红卫兵真是累坏了周总理。未亲历其境者，是难以理解周总理当时的处境和付出多大的心血的，他的辛劳真的达到了极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