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到无锡落户
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接掌中央日常工作，引领各项工作迎来了转机。张闻天深知黑暗即将消散，曙光即将破晓。于是，他积极寻求机会，力求改变在肇庆的流放生涯。
1972年三月，张闻天前往广州接受牙科治疗。当时，广州军区保卫部长亲至张闻天的住处，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求他撰写一份关于林彪与会理会议的相关材料。张闻天在3月28日完成了撰写任务并交付后，于4月2日致信“毛主席、周总理及党中央”，恳请“尽快在政治和组织上解决我的问题”，并表示希望“重返北京，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此外，他还转达了刘英的愿望：“希望中央对她的问题也能早日得出结论。”
在信中，张闻天倾诉了自被“遣送”至肇庆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度过了一段“异常孤寂与封闭”的时光，精神上饱受煎熬，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情感真挚而深切。直至6月份，张闻天得知中央决定自1972年5月起恢复他及刘英的原工资待遇，这多少给了他一丝慰藉。然而，张闻天内心对于自己虽领工资却无所事事，仍感到极大的不安。在家书中，他如此写道：“如今仅靠领取国家工资，无所事事，心中实感难安，却又无可奈何。”
1973年3月10日，党中央正式颁布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生活及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自邓小平同志复出以来，张闻天同志对其充满期待。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与身边警卫人员交流时感慨道：“小平同志思维敏捷，勤于思考，决策果断，实事求是。若他重返工作岗位，我国必将迎来新的希望，周总理亦能减轻几分负担。”
“即便没有其他工作可做，只要能调回原单位——经济研究所或其他研究所——担任一名普通研究员，我也心甘情愿。”毛泽东在阅读了9月20日的信件后，指示允许张闻天、刘英在当地参与党的生活与工作。然而，这一指示在传递过程中似乎遭遇了阻碍，始终未能得到落实。如果不是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张闻天恢复组织生活的问题恐怕还要拖延不知多久！
依据相关规程，广州军区政治部须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告张闻天的情况。1974年1月8日，该部门提交了一份文件，内容涉及张闻天在与周围人员交流时，对评价法家思想与批判儒家思想持有不同意见。1月19日，周恩来审阅了该报告，并作出批示，要求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执行：“我记得之前传达主席的指示，让张（以及刘英）参与地方党的工作和生活，不知你是否已通知中组部？”遵照周恩来的批示，张闻天和刘英得以恢复党组织生活，并获准在肇庆市委的领导下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并阅读至县团级别的中央文件。
自1974年2月21日起，张闻天与刘英同志被纳入市委办公室党小组的管辖之下，此前监管他们生活的阶段至此告一段落。自此，他们的相关事务，包括居住、生活、医疗以及安保等，均由肇庆军分区承担管理职责。
张闻天对长久以来被剥夺的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的机会尤为珍视。在接到通知的两天后，即2月23日，他便迫不及待地前往肇庆市委，与市委书记会面。他仔细记录了肇庆市工农业的相关情况，并带回市委编印的《肇庆市通讯》一阅。自3月6日起，张闻天开始了在肇庆市各工厂的参观与调查之旅。他观察细致入微，提问深入浅出。从生产设备到产品销售，从经营管理到经济效益，从干部作风到工人生活，无不一一调查了解。即便写字时手已微微颤抖，他依旧坚持不懈地记录。在两次调查过程中，他因劳累感到胸闷难忍，意识到这是心绞痛的征兆，便含服一片硝酸甘油，稍作休息后，又继续坚持工作。截至4月27日，他已先后参观调查了广东仪表厂、肇庆通用机械厂、工艺厂、标准件厂、农机厂、塑料鞋厂等11家工厂，并访问了肇庆市西区区委。直到此时，张闻天才得以游览肇庆市内兼具桂林与西湖美景的著名风景区七星岩，以及郊外的鼎湖山庆云寺，并亲眼见证了闻名遐迩的特产“端砚”的制作过程。
“您年事已高，木椅质地较为坚硬，恐怕不太适宜久坐。”
“我们恳请务必批准这一请求，不胜感激。”张闻天的廉洁奉公精神，令市委的干部们深受感动。
张闻天与夫人重返党组织生活后，尽管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但居于岭南之地，与世隔绝，终究非长久之策。鉴于年事已高，身体多病，他在1974年致信毛主席及党中央，未再提及继续工作的事宜，仅提出了两点请求：一是期望能在北京度过余生，二是希望中央能提供参观、学习全国各地的机会。信中言辞恳切：“我已是七十四岁高龄，身体欠佳，思维与行动均显迟钝，白内障病情日益加剧，阅读文件与书报愈发艰难。因此，在我尚能行动或失明之前，渴望一睹我所热爱的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新风采。至于旅途中的各项费用，均可从我们的存款中支付，绝不额外耗费公帑。”在如此凄凉的晚年境遇中，提出如此真挚的愿望，令人无不为之动容。然而，上级对此却未作任何回应。一位曾参与缔造共和国的长者，渴望目睹祖国的崭新面貌，这样的微小愿望竟被无情拒绝，不禁令人痛心疾首。
若上海不可行，苏州或无锡亦可。直至6月9日，才收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
1975年8月23日，张闻天及其家人告别了那幽静的流放地——肇庆，那片他们寓居了六年的土地。次日，即8月24日，他们乘坐火车从广州启程，前往上海。在漫长的旅程中，张闻天的心情显得颇为纷扰。当火车驶过金华，踏入杭嘉湖平原时，他屡次站起身来，目不转睛地凝望着窗外那美不胜收的江南风光。的确，自1919年在南京投身五四运动，投入革命洪流以来，转眼间已过去56载春秋。如今，这位已届75岁高龄的老人重返江南故土，这或许正是他所说的“叶落归根”吧。
8月25日傍晚，列车抵达上海，江苏省委组织部与无锡市委的接待人员早已在车站等候。我们随即乘车前往无锡，夜幕低垂时才抵达目的地。张闻天一家的住所被安排在太湖饭店的2号楼，这里是座面湖而建的二层小洋楼。步出房门，即可目睹著名的太湖名胜——鼋头渚。倚栏远眺，只见水天相接，太湖七十二峰在浩渺的烟波中若隐若现，此情此景，让人心旷神怡，恍若置身于忘却尘世烦恼的仙境。次日，无锡市委书记韩本初、市长马健等领导亲自前来探望。休整了两三天后，张闻天及其家人游览了梅园、锡山、惠山等地，更从蠡园、渔庄一路到鼋头渚、三山，尽情领略了湖光山色的无限魅力。
9月1日，张闻天及其家人搬迁至城中的汤巷45号定居。此处坐落着一座两层的小楼，独立门户，环境颇为幽静。楼上的东厢房被辟为张闻天的卧室与书房。他依然以化名“张普”示人，在对外联络及撰写病历时，均以“45号”作为代称。
全身动脉硬化症、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心绞痛型）、高血压病、慢性支气管炎（单纯型，轻度）、肥大性脊柱炎以及左上肺的陈旧性结核（部分形成硬结）。
“革命者的子女理应与人民同甘共苦。”于是，他让维英在无锡暂时居住，并帮助处理家务。马文奇带来了精心抄写的《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一文，张闻天对此感到十分欣慰。
初抵无锡，张闻天的情绪颇为愉悦。在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际，全国形势因其在铁路、煤炭、钢铁和文艺领域的整顿而显著改善。虽不允许他返回北京，仅准许他来到无锡，这显然是不公的，然而相较于先前作为“遣送”人员居住在肇庆军分区大院的日子，如今他至少已重获公民的自由。
“我要加入无锡的户籍，成为无锡的一员！”
1975年9月16日。
新增的18页文稿，构成了张闻天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收官之作。其中，他对《经济决定政治》这一部分进行了全面重写，有力地反驳了“文革”期间盛行的“政治决定论”，其内容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在随后的四个部分中，他补充了许多关键论点，例如：“唯有遵循‘经济-政治-经济’这一公式，才能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强调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必须紧密依托经济，紧密联系人民群众；“无产阶级政治受经济所决定，同时亦引领经济，为其服务”，具体从政治层面领导经济发展，成为党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正确的政治领导与经济建设的成果，必然呈正比例关系”；等等。此次修订与增补，使得《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这一理论著作更加完善，更具战斗力。
张闻天在修改他的理论文章时，目光一直注视着现实斗争。现实生活中的风云变幻当然也常常引起他的关注。张闻天到无锡的时候，“四人帮”正利用毛泽东关于《水浒传》的一次谈话，借题发挥，制造一场评《水浒传》的运动，把矛头指向所谓“否定文化大革命”“架空晁盖”的现代投降派。张闻天浏览当时的报刊文章，既不满又不安。1975年10月7日，他在给马文奇的信中写道：“关于《水浒传》的评论，现在很多，我看得很少。从历史眼光，即从唯物史观的眼光，评论《水浒传》的，似乎还不够多。但《水浒传》终究是小说，不是历史。”9月下旬到10月，他读了几部《水浒传》续书，研究的重点放到中国历史特别是宋史上去。他先请保卫人员到无锡市图书馆借了《中国通史简编》和《清代通史》两部书，10月18日又亲自步行到图书馆借书。后来又开列书单，请人去借过几次。借阅的书籍有《宋论》《续资治通鉴》《读通鉴论》等。“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他是要借鉴古代历史经验来洞察复杂变幻的现实斗争。倘若不是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张闻天留给党和人民的精神遗产将会更加丰富。
02、在重病中
踏入深秋时分，江南地区连绵阴雨，气候冷暖不定，体弱多病的张闻天难以适应。1975年11月2日，他在外出散步时感到较为疲惫，加之饮食不当，下午突然病情恶化。胸前区持续性的剧痛持续了4个小时，晚间他被紧急送往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经诊断，他被确诊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绞痛型，生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此时，刘英不在无锡，她正前往北京参加因“文革”被迫害而去世的弟弟刘彬的骨灰安放仪式。相关部门立刻向张闻天发送了病危电报。11月3日，刘英赶回无锡。同日，南京和上海两地的抢救小组也抵达无锡进行会诊。经过抢救，病情得到缓解。然而，11月8日，他又因感冒引发了急性肺水肿。在经历抢救脱险后，张闻天在中西医结合治疗下，经过20多天的治疗，病情终于有了好转。
历经这场曲折，无锡市相关部门变得更加小心翼翼。随着寒冬的临近，心脏病患者尤其惧怕遭受风寒感冒的侵袭，因此，张闻天先生的房间被安装了一个木屑取暖炉。然而，炉子的烟雾过于浓烈，只得将他及刘英同志迁往新生路7号招待所，那里是无锡市屈指可数的仅有的几处装有暖气的住所之一。
尽管成功抵御了自然界寒流的侵袭，然而面对政治寒流的冲击，却显得力不从心。自1976年起，一系列重大变故接连发生，如同汹涌的寒流般席卷而来，张闻天的健康状况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1976年1月9日的拂晓，广播里响起了低沉的哀乐声，张闻天得知周恩来总理于1月8日不幸离世的消息，悲痛万分，默然良久，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对医护人员感叹道：“周总理乃世间罕见之才。若非周总理，我们这些老干部恐怕早已不知身陷何方。”在那段充满悲痛的时光里，医务人员为了让他免受进一步刺激，劝他不要再观看有关悼念周总理的电视新闻，但他却坚决拒绝。他无法亲自前往北京与这位并肩战斗数十年的战友告别，因此选择在此地，在电视机前，默默地送别他。张闻天佩戴上黑纱，与医护人员一同，凝视着荧光屏上周恩来总理那瘦削而清癯的面容。当他目睹江青故作矜持、拒不脱帽的丑态时，心中充满了愤怒。就在周恩来逝世后的几天里，张闻天接连三次在梦中惊醒，醒来时感到胸口闷胀、心跳加速，心前区隐约作痛。
他对随时可能降临的意外始终保持冷静。在1976年1月19日给外甥马文彬的回信中，他如此写道：“我的病情似乎并不严重，请勿过于忧虑。然而，我已年届七十五，突如其来的变故并非完全无法预见。面对生死，唯有顺应自然规律行事，过度的忧虑与担忧终究无济于事。”
人们悼念周总理的眼泪还没有擦干，“四人帮”又兴风作浪，将1975年冬发动起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向高潮，矛头直指邓小平。
“重新安排那些被边缘化的老同志，让他们有机会发挥余热，这难道也算作‘右倾翻案’吗？”
“世人皆知日内瓦之美，无锡的自然风光，绝不逊色于那日内瓦！”
可是，国内政治风波接连不断，无锡的自然景色再美，总无法排遣他心中的愁绪。清明节前，南京市的学生、工人首先揭露和声讨“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3月底在闹市区新街口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并到雨花台和梅园新村悼念周总理和革命先烈。无锡很快响应，在市中心也刷出了大标语。4月初，北京数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在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达到高潮。4月5日凌晨，广场上的花圈遭洗劫，还有群众被逮捕，从而激起广场上广大群众强烈的抗议行动。这种抗议行动被诬指为“反革命事件”而于当晚遭残酷镇压。4月7日晚8时，电台广播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和《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张闻天听后，一夜没有安眠。第二天清晨，突发心房纤维性颤动，持续两个半小时，经救治才趋于正常。
张普的心脏存在随时可能停止跳动的风险。
张闻天深知自己病情严重，生命已所剩无几，不禁开始思索起身后诸多事宜。
“生前双方商定：死后将个人存款上交党组织，作为我们最后的党费。张、刘，1976年4月。”张闻天听后，露出微笑，放下心来。
即便身患重病，张闻天依旧心系他的文稿。一次，上海亲友前来探望，他将马文奇留下，嘱托他抄录自己在无锡增补修订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他感慨地说：“若能有一位精通政治经济学的文字秘书相伴，我定能著述更多。”在“文革”初期，他的13篇论文合订本被抄走，直到1975年9月才得以归还。张闻天将它们带回无锡后，如同重逢久别的珍宝，逐篇细致校读。每当病情稍许好转，他便拿起继续阅读。每一篇文章上，都留下了他用铅笔或圆珠笔精心校改的痕迹，文题右上方还标注着写作日期和序号，不少篇末还写着“已校”二字。他曾对马文奇表示，这些文章虽历经磨难，但仍有可取之处。他还说：“这些文稿日后都要交给你妥善保管，将来可冠以你的名义发表。”张闻天对那十几本被抄走的“政治经济学笔记本”念念不忘，不止一次地与刘英和马文奇提起，若能将这些笔记本追回，他将能创作出更多有价值的作品。
“秉持这一理想，终将实现。”
五月，张闻天不幸病倒，经抢救治疗，至六月上旬病情有所好转。至六月中期，他竟奇迹般地能够艰难地起身行走。张闻天常言：“生命源于运动！”实际上，正是他频繁的活动使得主动脉保持畅通，从而维持了生机。然而，病愈后的张闻天身体依然十分虚弱，走不了多久就需要休息。他向医护人员咨询，若暂时无法行走，有哪些代步工具可用？来到无锡后，他尚未参观过工厂和农村。医护人员得知有一种来自香港的可折叠多功能新型轮椅，张闻天听闻后，希望能请工厂定制一辆。医护人员找到了这种轮椅的英文说明书，张闻天饶有兴致地阅读研究。他多么渴望身体康复，重返充满活力的群众生活中去！
03、冰冷的葬仪
张闻天终究未能抵御病魔的侵袭，他突然间匆忙地离开了人世。在黎明前的最黑暗时分，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1976年7月1日，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的重要时刻。拂晓时分，他悠然醒来，轻启收音机，却只闻得“批邓反右”、“走资派仍在前行”的喧嚣之声。他勉力收听了新闻节目，啜了几口米粥，未发一言，便静静地卧床休憩。
午后小憩片刻，醒来时恰好听到黄关祥在读《参考消息》。
三点半时分，他于沙发上悠然品味着中药，佐以几颗酸甜可口的杨梅，精神状况似乎并未受影响。他翻阅着那本介绍新型轮椅的产品手册，与刘英等人闲聊，心中渴望能拥有一辆。那时，他心中并无任何不祥的预感。
4点钟，休息。忽有便意。
张闻天在长征抵达陕北后，曾经历了一次手术，留下了“肛门狭窄”的并发症；加之胃肠功能紊乱，长期受“便秘”之苦。对于患有“冠心病”的患者而言，这两种病症极易引发急性恶化，导致临床上常见的“便盆上的死亡”。因此，每一次排便都如同一场关卡。此次，他按照常规方法，接受了甘油灌肠和氧气吸入治疗，但排便量并不多。在休息床上，他感到排便并未完全结束。于是，他又进行了灌肠，并在吸氧的情况下尝试排便。一切似乎都在正常轨道上。然而，不幸就在这一刻降临。当张闻天努力屏气排便时，他只来得及说出“心里难过得很……”，话音未落，便昏倒在了警卫员张敏群怀中。
众人急忙将他搀扶至床榻，然而他的脉搏已不可触及，心跳声不复存在，呼吸变得极其微弱……
医护人员竭尽全力进行抢救，终因力不从心而无奈宣告失败。在下午7时30分，张闻天的心脏彻底停止了跳动。
伟人猝然离世。
他原本计划携带经无锡修改定稿的文稿，于党中央的会议上进行汇报，但遗憾的是，此事已无法成行。
他渴望在视力尚存之际，遍访各地，目睹社会主义祖国的沧桑巨变，一睹其风采。然而，这个美好的愿望，终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望。
他渴望拥有一辆轮椅，以承载他那衰老的身躯，在人群中继续漫步。然而，即使这一微小的心愿，似乎也注定无法成真。
……
预料之中的不幸终究降临，却来得太过突然。刘英在承受失去亲人的剧痛时，终因无法承受而晕厥过去……
当晚，江苏省委紧急向中央发送电报，就丧事安排事宜进行请示。
7月3日，相关部门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方案，建议“遗体于无锡进行火化，并在该地举行追悼会”，由江苏省委一位领导同志担任主持人，无锡市委的另一领导同志发表讲话。同时，还附上了一份起草的讲话稿，称张闻天“系众人口中熟悉的一位老同志。他曾积极参与南京的著名‘五四’学生运动，并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毛主席带领下，他参与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为我国人民伟大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诸多贡献”。然而，即便如此简约且评价低微的仪式，上级领导依然表示不予以同意。
江苏省领导层多次催促，但一直未得到回应。直至7月8日午后，中央相关部门通过电话向江苏省委下达指示：不举行追悼会，刘英的骨灰将安置于无锡，并由《新华日报》发布一则消息，表明刘英已被安置在江苏。在此之前，省委组织部干部曾向中央汇报过：在遗体告别仪式上，若要送花圈，应写上“张闻天”还是“张普”？家属回应：“既然人已离世，何必还隐瞒身份？”官方的回复是维持保密。因此，7月9日午后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张闻天”的名字不得提及。刘英向与她风雨同舟多年的伴侣献上的花圈上，也只能署名“献给老张同志”。这种做法显得无情且不合理，达到了极点！
7月10日午后，张闻天同志的遗体经过火化。其骨灰被妥善安置，密封于无锡公墓办公室内的一只木质箱中。
经过额外的三天等待，至7月13日，《新华日报》终于在第三版的右下角，以“本报讯”的形式，低调发布了张闻天同志逝世的消息。该报道由北京方面负责撰写，篇幅简短，仅78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同志，因长期遭受心脏病困扰，经治疗无效，于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不幸逝世。张闻天同志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享年七十六岁。”当时的首都各大报纸普遍对此保持沉默。
唉！一位传奇人物，竟悄然离世！他是否得以安宁长眠？
04、历史的回声
张闻天所遭遇的冷漠，并未削减他身上的光辉。张闻天在世时深信：“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是非曲直、忠奸善恶，这一切，终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得到证明，终将接受历史的审判。”
在张闻天同志离世仅仅一百余日之后，我们党与人民共同击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而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到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之前所遭受的错误定论进行了深刻的纠正。
“在此，党中央对张闻天同志的革命生涯进行了全面、公正的审视，决定为他平反并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于张闻天同志的种种诬陷之词，理应予以彻底推翻。”
悼词中呼吁大家向张闻天同志学习，汲取他忠诚于真理、真诚改正错误、敢于自我批评、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崇高风范；学习他公正无私、胸怀全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张扬个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定党性；学习他谦逊谨慎、生活简朴、平易近人、处理事务民主、擅长团结同志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终身学习、不断追求知识、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态度；学习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在追悼会当天，《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张闻天同志在肇庆撰写、无锡修订的文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8月27日，又发表了肇庆文稿中的《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如此，让全党共同分享他在“文革”期间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
1981年7月1日，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之际，胡耀邦同志在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特别提及张闻天同志，将其与毛泽东同志并列，共同列入为中国革命的成功、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党的杰出领导人名单中，从而为张闻天同志赢得了应有的历史评价和地位。
1985年8月30日，正值张闻天同志诞辰85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了《张闻天选集》。这本选集收录了庐山会议上的精彩发言，以及“政治经济学笔记”和“肇庆文稿”中的精华篇章。张闻天同志生前的夙愿终于得以成真。《张闻天选集》的编辑说明中，对他的历史功勋和理论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强调：“张闻天同志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及理论家，曾长期担任党的领导要职。他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对毛泽东思想这一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对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所做出的卓越历史贡献。他对于共产主义的坚定不移的信念，他作为政治家的广阔胸怀与学者的严谨态度，他始终坚守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高尚品德，以及他深入实际、实事求是、谦逊谨慎、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