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自古以来，道德文章常被视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人的寿命有终，荣华乐事也随生命而止，而优秀的文章却能跨越时空，流传后世，正如“立德、立功、立言”所言。

文武之道，张弛有度。邓小平在繁忙的戎马生涯与治国安邦之际，亦留下了诸多个性鲜明的文章与传世佳话。毛泽东曾赞誉道：“阅读小平同志的著作，犹如夏日品尝冰激凌，令人畅快淋漓。”

倚马可待“千字文”

与毛泽东那文采横溢、笔势雄浑的风格迥异，邓小平的文稿与演说，普遍以朴实无华、言简意赅著称，却总能直击要害、一针见血。《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收录的文章、谈话、题词共计222篇，其中绝大多数篇幅不超过千字，真正超过万字的仅有寥寥数篇。例如，《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一文，全文不过8000余字。此外，书中还收录了不少精炼如电报的短文，惜墨如金，意蕴深远。

邓小平的文辞虽简练，却充满气势，《从渡江到占领上海》、《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篇章，堪称其代表作。这些短小精悍的标题，掷地有声。邓小平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稳定压倒一切”等观点，至今仍具有深远影响。此外，邓小平的许多论述通俗易懂，充满口语色彩，例如“有的同志怕把表现不好的党员公开出来，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嘛”。

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时期

邓小平早年投身学业与革命斗争的经历，磨练了他的文字功底。1920年8月，这位年仅16岁的青年踏上了前往法国寻求知识与技术之路。不久，他加入了旅欧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投身于机关刊物《少年》（后更名为《赤光》）的编辑工作。由于邓小平在刻写蜡版字体时字迹工整、匀称且一丝不苟，他被誉为“油印博士”。在此期间，他在《赤光》上发表了《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捏造》《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等作品。进入20世纪30年代，邓小平担任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的主编，亲自执笔撰写了近半数的社论，如《猛烈扩大红军》《与忽视政治教育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等，为革命事业发声助威。同时，邓小平还长期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职务，他所审核、修改并签发的文件批示数量繁多，难以尽数。

在历经南北转战的军旅生涯中，邓小平挥毫泼墨，常常一蹴而就，倚马可待。张廷发曾担任一二九师作战科科长、太行军区参谋处处长等职务，据他回忆，邓小平身为政委，对参谋人员所拟定的文电，总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而重要文电则亲自动笔。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以及《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这三篇文章，正是邓小平在太行山温村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总结。他未曾请他人代笔一字，仅是让作战科的几位战友协助抄写、油印以及搜集资料。我曾亲历，小平同志撰写这份文件时的情景，他胸有成竹，文笔流畅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然而，他确实也颇为辛苦，白天奔波于军务与政务之间，多半只能在夜晚，与昏黄的油灯为伴，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挑灯夜战。

1938年春，邓小平同志莅临山西黎城县，对部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动员。

邓小平以其坦率直接、言简意赅的文风著称，这种风格与他一贯的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行事态度相得益彰。他曾说过：“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一辈子，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并不深奥。马克思主义是极其朴素的东西，是朴素的真理。”“我阅读的书籍并不多，但我坚信毛主席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依靠它打赢了战争，现在在建设、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同样离不开它。”在革命时期从事地下工作时，邓小平磨砺出一种终身受用的技能：他从不将党内活动记录在纸面上，也从不留下可能给其他党员带来困扰的纸片。他总是将重要人物的姓名和住址铭记于心，不留任何文字痕迹。正如《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记载，在“文革”期间，造反派曾在邓小平的家中翻箱倒柜，试图搜集所谓的“罪证”，却一无所获。原来，邓小平的工作习惯是，开会不记录，平时不记笔记，发言讲话不写讲稿，最多只是用纸条记下几个数字，而所有书写都是直接在文件上完成。处理文件总是当日事当日毕，阅后批改即交由秘书处理，办公室内不留任何文件。他的办公室里除了书籍，几乎空无一物。造反派在无功而返后，愤愤地说：“连一点笔记都没有，这个总书记，真不知道是如何工作的！”

笔杆是领导的主要手段。

1949年上半年度，在成功解放南京与上海之际，党中央与中央军委下令，刘邓大军应从湖南挺进四川，以解放重庆，进而解放西南地区。随后，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核心领导人确定了人事安排，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被任命为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同年10月，邓小平提出了在重庆复刊《新华日报》的构想。11月，重庆宣告解放。12月，全新的《新华日报》正式问世。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等同志曾担任老《新华日报》出版工作的领导者。

新闻工作者应积极行动，主动接近领导同志，“口述我记录”，或寻找既接近领导又能写作的同志协助，首要任务仍是领导同志亲自执笔，新闻工作者则需主动协助，有计划地组织稿件，如此一来，便能逐步解决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如何运用报纸、领导报纸的问题。

1950年，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等将领，共同出席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重要会议。

“倘若我们陷入误判，若是对封建势力的顽固、匪特活动的猖獗、基本群众尚未充分组织与动员的现状缺乏清醒的认识，若是在取得一些成绩后便沾沾自喜、疏于警惕，那将铸成无法挽回的错误。”

邓小平在涉及个人言行与工作的报道中，始终保持谦逊。曾有一回，西南局组织干部大会，《新华日报》的记者据此撰写了报道，并请邓小平过目。尽管邓小平是大会上的首位发言者，但在审阅稿件时，他却将自己的名字标注在刘伯承、贺龙之后，并将自己的讲话内容悉数删去，仅以“邓小平也讲了话”几个简洁的字句代替。他对记者表示：“报道要简练。我们几位领导人的发言都围绕同一核心观点，何必单独突出我呢？”

审修《人民日报》社论

1952年盛夏，邓小平在执掌西南政务期间，奉命调入京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之职。自那时起，他与《人民日报》的关系便愈发紧密。实际上，在解放战争时期，身为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便已与《人民日报》结下深厚的渊源。他亲自为该报创刊题词，将毛主席倡导的“为人民服务”五个苍劲大字赠予报社。此后，邓小平又三次亲自为《人民日报》社题词。

在邓小平同志百年诞辰之际，《人民日报》特刊载纪念文章，回顾了邓小平同志对报社工作予以的悉心指导。据《人民日报》编辑部统计，邓小平同志曾对106篇社论与文章进行审阅与修订，其间的改动虽不甚多，却无不蕴含着政治家的深邃智慧。

六十年代，邓小平与刘少奇交谈。

“连年肆虐的严重自然灾害，不仅导致了农业的歉收，加之我们在工作中存在的某些不足与失误，亦给工业生产和城乡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少困难。”从这一改动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邓小平勇于直面责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造成困难的多重原因。

20世纪60年代中叶，《人民日报》在其“答读者”专栏中发表了《关于勤俭节约与改善生活问题》一文，文章探讨了民众“购置花衣、外出游玩、光顾饭馆”等生活现象。在文章定稿前，曾提交邓小平同志审阅，他在文中增添了一句：“对于人们力所能及的合理消费，不应予以干涉或非议。”在计划经济时期，邓小平同志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见解如此开明，不禁令人敬佩。

江西下放时，致信毛泽东讨论家事。

“文革”的风暴无情地改写了无数人的命运轨迹。在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这段时间里，邓小平遭受了下放，被派遣至江西省新建县的拖拉机修造厂进行“劳动改造”。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他先后向毛泽东同志呈递了九封书信，均经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转达。据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回忆，她从小到大很少见到父亲写信，然而在“文革”期间，邓小平却写下了检讨书，并在《我的自述》中不谈功过，仅陈述事实，还撰写了各式信函。在形势所迫之下，他甚至不得不作出一些违心的自我批评。为了大女儿的婚事，为了大儿子的疗疾，为了小女儿和小儿子的就学问题，他多次向毛泽东同志写信，对于能为子女们所思所行之事，他总是全力以赴，倾尽全力。

在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中，邓小平不时向他汇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自主席的关怀下，我在江西已度过了整整两年的时光。这期间，我每日清晨投入工厂的劳动，午后及黄昏时分则沉浸在阅读、报纸浏览、广播收听以及家务琐事之中。除了在工厂工作之外，我足不出户，与外界几乎隔绝。在这段时间里，我遵循主席的教诲，积极通过劳动与学习进行自我提升，坚定地履行了对党的承诺，除了家人之外，未曾与任何人有所交往。得益于组织的关照，我们的生活并未遭遇太多困难。”

邓小平逆境时期及家人

“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虽然严重，但应与刘少奇区分……”半年后，邓小平得以复出。返回北京后，毛泽东首次召见邓小平时，直接问道：“在江西这些年你都在做什么？”“等待。”邓小平回答。

为周恩来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邓小平精于修改文稿，时常展现出高超的笔触与创新思维。1974年4月，纽约举办了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派，邓小平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此次演讲稿的草拟工作由后来担任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等一众“文胆”承担，初稿完成后，邓小平与起草小组共同对每一章节进行深入讨论与最终定稿。

“好，赞同。”在联合国大会上，邓小平的演讲持续了近半小时，他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以及我国的对外政策等议题，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标志着我国国家领导人在联合国讲坛上首次向国际社会表达永不称霸的坚定决心。经过邓小平的补充，发言稿更加充分地展现了中国政策方针，并彰显了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1975年叶剑英和邓小平在四届人大上投票。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颁布了1号文件，正式任命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及总参谋长一职。紧接着，1月8日至10日，周恩来在京主持召开了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会议主要讨论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并在会上增选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的常委。仅仅三天后，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隆重开幕，这标志着自第三届人大召开以来，相隔整整十年。在此之前，毛泽东主席决定让邓小平负责起草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即将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并明确要求报告篇幅不超过5000字。当时，周恩来因膀胱癌的病痛折磨，身体状况十分虚弱，若报告篇幅过长，恐怕难以完整朗诵。面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巧妙地避实就虚，仅聚焦于工作和问题，且不时与周恩来保持密切沟通，最终顺利完成了报告的起草工作，清晰明确地传达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核心思想。这份报告成为了新中国历史上篇幅最短的政府工作报告，同时也成为了周恩来最后一次发表政府工作报告，以及邓小平唯一一次亲自负责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

悼伯承：悲痛至极

在《邓小平文选》的前三卷中，共收录了222篇文稿。在这些篇章中，除去那些涉及战争宣传和治国理政的内容，有两篇纪念刘伯承同志的文章显得格外引人关注。一篇是发表于1942年12月15日的《新华时报》（华北版）特刊上的《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另一篇则是邓小平同志在刘伯承同志逝世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悼伯承》。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在北京走完了他94年的人生旅程。他长期饱受疾病折磨，终至无法治愈。我与伯承长期共事，彼此了解至深。他的离世，让我悲痛不已。《悼伯承》一文中，邓小平以真挚而沉痛的笔触表达了自己无尽的哀思：“非夫人之悲，何人能解？”我初次见到伯承，是在1931年的中央苏区。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忠厚、诚挚、和蔼。自1938年起，我们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并肩作战，一个担任师长，一个担任政治委员。随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中，我们共事十三年，感情融洽，工作协调。虽然我比他年轻十多岁，性格和爱好也有所不同，但我们的合作却非常默契。人们习惯地将“刘邓”并提，在我们心中，我们也觉得彼此难以割舍。与伯承共事，并肩作战，是我人生中最为愉快的时光。伯承善于团结同志，共事风格高尚，至今仍是我们领导干部的楷模。

在八路军129师中，担任政治委员的要职的是邓小平，而师长一职则由刘伯承担任。

邓小平主持了刘伯承的遗体告别仪式。10月14日，邓小平携夫人卓琳等最先来到灵堂，向长眠在鲜花翠柏丛中的战友深深鞠躬。邓小平的儿孙辈家人，能来的都参加了告别仪式。按中国人的习惯，只有世交才能给予如此礼遇。“刘邓”同为四川老乡，战友情深，知己意重，邓小平的儿子“胖胖”也是刘伯承应邀给取名“朴方”的。战争年代，两人精诚合作，不但打出了刘邓大军的威名，同时谱写了高山流水的佳话。在一二九师期间，师部许多工作，只要邓小平表过态的，再去问刘伯承，他一定说“按邓政委讲的办”，同样，凡是刘伯承决定了的，再问邓小平，答复必定也是“按刘师长说的办”。凡属重大决策，两人都会事先沟通，充分信任，刘邓签发的电报，很少分开发出，即便两个人有时分在各地，但电报署名仍是“刘邓”。20世纪40年代初，为了扭转因日军“扫荡”带来的困难局面，刘邓暂时分开指挥，刘伯承留在太行山，邓小平率一支部队去太岳区。两人分手后，刘伯承一直担心邓小平的安全，多次到机要科询问邓小平是否平安过了白晋线敌占区，直到天快亮了，才收到复电，刘伯承便站在译电员身边，译一个看一个字，不时还猜一个字，得知邓小平已安全到达太岳区才回去睡觉。刘伯承作战时曾负眼伤，视力不好，两人有时一起查看作战地图，邓小平便端着烛台，边看边念出声。为了不打扰刘伯承休息，邓小平曾让战士们把电话线拉长，经常披着衣服到院子里去接电话。新中国成立后，在接二连三的政治风浪里，刘伯承、邓小平都曾受到冲击。林彪曾说刘伯承在二野没有起什么作用，是邓小平起主要作用。邓小平就讲：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委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对此，林彪很不高兴。

爱阅读，不写回忆录

邓小平的写作深受其不断阅读和探索知识的习惯所熏陶。他对《聊斋志异》情有独钟，在北京任职期间，时常翻阅这部作品。若遇外出，他会吩咐工作人员将书籍拆成活页，随身携带几篇，以便在闲暇之余随时阅读。那句被邓小平多次引用的著名“猫论”——“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在《聊斋志异》中同样有所记载：“黄狸黑狸，得鼠者雄”，二者传达的正是这一道理。

1978年，邓小平读书照。

“欢迎查先生。我们已是老友。你的小说我已读过，此次算是第三次重返江湖了！你笔下的主角多经磨难终成大业，这正是人生的常态。”由此可见，邓小平对武侠小说的喜爱，并非单纯的消遣，而是将自身三起三落的坎坷人生与书中人物的命运跌宕相联系，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在闲谈间也流露出岁月的沧桑感。

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总编辑厄尔·费尔曾询问邓小平是否有意撰写回忆录并出版，而邓小平的回答却是：“没有时间。”诚然，我革命生涯几十年，确实有所作为，但自认为并无什么特别值得夸耀之处。当前，我们的任务是逐步将工作交接给那些年轻有为的同志。正如静水流深，大道至简，文风亦应如其人，掷地有声，这正是邓小平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