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世经历：
邓小平三进三出中南海
《党史文苑》
中南海，宛如中国这尊巨人的心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更蕴藏着无尽的神秘色彩。邓小平，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三位伟人之一，其一生投身革命，奋斗了七十余载，其经历波澜壮阔，色彩斑斓。他的人生轨迹跌宕起伏，历经三起三落，而其三进三出中南海的经历，更成为了一段传奇佳话。
毛泽东亲自召唤邓小平踏入中南海，林彪下达首道命令，令邓小平即刻离开中南海。
邓小平一进中南海，历时最长，达十七年之久。
建国之初，我国亟需选拔经济建设的杰出领导者。究竟应选拔哪位人才入京主持经济建设，这成为了毛泽东首先深思的问题。他以敏锐的目光辨识英才，最终选中了邓小平这位卓越的奇才。
毛、邓、周、林等聚首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深厚友谊，根植于历史的深处。自中央苏区时期起，邓小平便因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而成为江西“罗明路线”的首要代表，人生也因此遭遇了初次波折。在随后的漫长革命战争岁月里，他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屡建奇功。他与刘伯承并肩率领“刘邓大军”实施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解放战争全面反攻的序幕。随后，他又与刘伯承、贺龙等将领一道，率领雄师胜利完成了解放大西南的战略部署，并在西南这片热土上续写了新的辉煌篇章。
于西南这片亟待振兴的土地之上，邓小平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短短三年间，广泛动员群众，顺利推进了土地改革及其他社会改革，审慎而稳妥地消弭了历史遗留的民族矛盾，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加强了政权体系的民主建设，从而营造了稳定的局面。他迅速恢复了工农业生产，果断决策修建成渝铁路，并于1952年7月1日实现全线通车。短短数年间，大西南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他的卓越政绩，彰显了其领导经济建设的非凡才能，为中南海之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独具慧眼，勇于选拔贤能的毛泽东，对邓小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遂决意将这位难得的人才调入中央，赋予其更为关键的职位。
初秋的重庆，依旧阳光明媚，热浪逼人。1952年8月初的一个早晨，重庆市显得格外热闹。上午十点钟，十几辆形态各异的小汽车，从西南局机关的曾家岩出发，朝着机场的方向疾速驶去。邓小平在送行人员的簇拥下，步履坚定地走向舷梯。他凝望着这座美丽的山城，向西南局的党政军领导和乡亲们挥手告别，然后登上一架伊尔式飞机。随着一阵轰鸣的马达声，飞机翱翔天际，跃入蓝天。邓小平俯瞰着祖国西南壮丽的山河，心中涌起一股难舍的眷恋之情。
两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中央办公厅的接待人员引领邓小平步入早已等候在侧的黑色轿车，车辆沿着西直门大街疾驰，目的地是故宫博物院景山侧畔，专为邓小平预备的居所。那是一座楼舍环绕的四合院，与聂荣臻的住所相隔不远。聂荣臻同样是四川同乡，他对邓小平一家的到来感到由衷的喜悦，两家亲如一家，关系融洽友好。
不久，邓小平一家迁入中南海，居于怀仁堂西侧的3号院，那是一处略显陈旧的宫廷宅邸。怀仁堂周遭环绕着四座大院落，构筑出一座典型的皇家四合院格局，院墙朱红，青砖砌筑，飞檐翘角，覆盖着灰色的琉璃瓦。
在这片宽敞的院落之中，李富春、谭震林、陈毅与邓小平四位开国元勋各居一方。
怀仁堂东侧亦设有两座庭院，分别居住着董必武与王稼祥的家族。而怀仁堂之后，则另有一处院落，为刘少奇一家的住所。
怀仁堂住着革命大家庭。
8月7日，邓小平甫抵京城数日，便在中央政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荣膺政务院副总理及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之职，自此踏上了国家领导人之路。他的直接上司，便是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周恩来与邓小平，两位曾于上海及法国巴黎并肩作战的战友，再度携手，开启了新的协作篇章。
周恩来，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身边聚集了众多杰出人才。邓小平便是其中一位，他跟随周恩来工作，并迅速担任政务院的发言人，由此迅速跻身国际舞台，声名远播，名动中外。
邓小平踏入中南海的那一刻，便以其坚定的政治理念和罕见的人才优势崭露头角，其地位迅速攀升。在维护党的团结、抵制高岗和饶漱石的斗争中，他立下了赫赫战功。1954年，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同时接替饶漱石的职位，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并出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到了1955年，在党的七届五中全会上，他与林彪一同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的八届一次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需注意，那时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与今日之职务有所区别，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作者注）。那一年，他年仅52岁，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一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在1956年至1965年的十年间，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济建设经验。在这段时间里，他始终站在第一线，协助毛泽东和刘少奇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参与中央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正确主张，充分展现了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深邃的智慧。
邓小平的上升，引起野心家林彪的极度不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小平一家经历了无数的凌辱和折磨，遭受了林彪一伙的残酷迫害。邓小平被污蔑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家中无数次被“红卫兵”查抄。1967年9月13日，邓小平的五个子女被迫离开中南海，先是在各自的学校挨批斗，后来都被赶出学校，邓朴方就是在此时致残的。
1969年春，党的“九大”隆重召开，会上，语录不离口、万岁不离心的林彪被任命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此举标志着毛泽东同志作为统帅、林彪同志作为副统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已将刘少奇同志为首、邓小平同志为副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打倒。
随着“胜利”的降临，林彪陷入狂热，不顾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以苏联可能对北京发动突袭为幌子，擅自发布了“紧急指示”，下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这一行径，便是臭名昭著的“林彪一号令”。实际上，这是林彪企图政变的一次试探，他意图验证自己“副统帅”的命令是否具有权威。同时，他借“一号令”之机，以战备疏散为名，将军队中的老同志驱逐出北京，从而为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清除障碍。
于是，朱德、李富春被迫流放到广东从化县，陈毅被“疏散”到了石家庄，叶剑英被赶到长沙，聂荣臻无奈去了邯郸，刘少奇被押送到开封，陶铸被押送去了合肥，邓小平被流放到了江西新建县。1969年10月26日，一辆载着邓小平、卓琳和继母夏伯根的汽车开出了中南海。邓小平怀着沉重的心情，凝视着怀仁堂的寂静，离开了居住十七年的中南海。
周恩来启贤 邓小平二进中南海 毛远新进馋邓小平二出中南海
邓小平二进中南海，历时最短，仅仅三年。
他的回归与重返中南海，既得益于他个人的不懈奋斗，亦与周恩来、王震的鼎力推荐密不可分。在林彪覆灭之后，他先后向毛泽东致信两封，为自己复出的道路奠定了基础；而王震与周恩来相继的大力举荐，则对邓小平的复出功不可没。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蒙古的温都尔罕之地遭遇败绩，命丧黄泉。而彼时的邓小平，尚在江西新建县的拖拉机修配厂中，承受着监督劳动的考验。在聆听了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等文件的传达之后，他心情沉重地返回家中，愤慨地言道：“若林彪之恶不除，天理难容！”
这几天，邓小平想得很多，想得很远。他非常清楚地觉察到了，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文化大革命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使党和国家元气大伤，现在到了该结束这场运动，把精力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了……于是，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4000多字的信，在听完传达的第三天寄往了北京。邓小平在信中揭露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并向毛泽东检查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表达了自己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重新工作的强烈愿望，他在信中对毛泽东说：“自己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5年了，但觉得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一些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他没有别的要求，静候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
林彪集团的覆灭，为中国政坛注入了诸多微妙的变化。那些曾被林彪打压的诸多名将，部分人得以重新启用，并恢复军职，例如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周恩来亦在毛泽东的再次重用下，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这一切，都为邓小平重返中南海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后，显示了非凡的领导才华。他不仅巧妙地把被林彪集团攫取的权力收了回来，还想启用具有非凡才华的邓小平。他很清楚，邓小平的复出有两个难题：一是，邓小平是毛泽东同意打倒的，如果启用，毛泽东是否同意？二是，即使毛泽东同意，江青等人也会极力阻挠。因此，周恩来没有贸然向毛泽东建议邓小平复出的事，而是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这一天，终于如期而至。毛泽东在手捧邓小平的信函时，情绪不禁激荡。自那以后，他时常忆起在苏区曾共同遭受王明“左”倾路线束缚的战友——邓小平。
1972年1月6日，毛泽东破格出席了陈毅元帅的追悼仪式。在追悼会举行之际，他于休息室内与在场的领导同志们分享了许多颇具深意的言辞，其间亦提及了邓小平同志的相关事宜。
“恳请总理审阅完毕后，转交汪主任负责印发给各位同志。关于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其性质确实严重。然而，我们应当将其与刘少奇同志的问题区分开来。（一）在中央苏区时期，邓小平同志曾遭受过批判，被视为邓、毛、谢、古四人帮中的成员，被指责为毛派的首领。关于对他的批判资料，可见于《两条路线》和《六大以来》两书中。对其进行批判的主要人物是张闻天。（二）邓小平同志并无历史问题，也就是说，他未曾向敌人投降。（三）在协助刘伯承同志作战方面，邓小平同志立下了赫赫战功。此外，进城之后，邓小平同志也并非毫无建树，比如，他曾率领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进行谈判，并未向苏联修正主义屈服。这些情况，我之前已经多次提及，现在再次予以强调。”
毛泽东此番批示，实则是对邓小平重新起用的明确信号，为他的复出铺就了道路。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无论是罢黜还是重用某位人物，无不始于舆论的引导，以便让公众有所思想上的预期。
恰逢林彪“一号令”将王震派遣至江西东乡县红星垦殖场参与劳动之际，1972年秋季，王震重返北京。趁着汇报工作的契机，他详尽地向中央领导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的劳动状况，并竭力敦促毛泽东早日重用邓小平。
周恩来敏锐地把握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契机，面对江青、康生及张春桥施加的重重压力，毅然于1973年3月10日，召集政治局会议，商讨启用邓小平的事宜。会议中，以周恩来为首的一方与以江青为首的一方展开了激烈的正面交锋。凭借毛泽东的批示作为有力的支持，叶剑英、李先念等资深同志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边，旗帜鲜明地表达支持立场，“四人帮”在无奈之下，只得接受启用邓小平的提议。
1973年2月19日的拂晓时分，邓小平结束了长达三年的流放生涯，离开了江西省新建县这片贬谪之地，再次踏入中南海，那个充满神圣气息的殿堂。
应毛泽东与周恩来之提议，1973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一职。4月12日，我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招待会，隆重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邓小平出乎意料地出现在领导人行列之中，这是他复出以来首次在公众场合公开亮相。面对一切崭新挑战，邓小平神态自若，从容应对。
“你啊，有人对你有所顾虑，我赠你两句箴言，柔中带刚，绵里藏针，对外和颜悦色，对内则如钢铁般坚定。过往的不足，慢慢加以改进吧。”
1974年4月，根据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从此，邓小平走向世界。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显然，这是为周恩来之后的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做出安排。此外，在四届人大召开前的人事安排问题上，毛泽东挫败了王洪文、江青等“四人帮”的阴谋，亲自点将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这一切无不彰显，邓小平在毛泽东心中占据着极其显赫的位置。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之后，周恩来因病重而入院治疗，邓小平临危受命，代行总理职责，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并实际上全面负责中央的日常事务。
自那时起，在毛泽东、周恩来两位伟人的坚定支持下，邓小平勇于开拓，积极投身于各项工作的推进，与“四人帮”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斗争。自1975年1月起，他以非凡的勇气和气魄，对文革期间所引发的全国性的混乱局面进行了坚定而有条不紊的全面整顿，促使国民经济从停滞和下滑的困境中迅速恢复增长。邓小平的这一系列整顿措施，不仅为1976年那场伟大的“四五运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石，更是我们党后来拨乱反正伟大斗争的先驱，为思想和组织层面上的改革开放做好了关键性的铺垫。
邓小平所倡导的全面整顿，不可避免地触及了文化大革命的核心问题。系统性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毛泽东断然不会同意。正如毛泽东所言，文化大革命是他生平所成就的两大伟业之一。一是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一次震古烁今的“反修防修”的“史无前例”的成功实践，也是他晚年的“得意之笔”。尽管他自己也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有所察觉，但他坚信，其功绩远大于过失，即便存在瑕疵，也不容许他人指摘，更不容忍他人进行系统性的纠正。
“四人帮”正是抓住这个问题，利用毛泽东心爱的侄子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进馋，对邓小平进行诬陷，从而再一次把邓小平打倒。
1975年11月2日清晨，毛远新拜访了卧床休养的毛泽东。面对这位高龄且体弱多病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关切地询问毛远新：“外头冷吗？是不是狂风呼啸？”受江青之托前来汇报的毛远新趁机说道：“主席，今日的风并不大，但似乎有一股不同的气息。”“这种感觉在我担任省职期间就已察觉，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态度。”
毛泽东闻言，顿时对有人质疑文化大革命之事警觉起来，随即示意毛远新继续阐述。
毛远新列举了邓小平的数项“不当言论”，直言不讳地说：“首先，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是主流还是支流？是三七开还是倒三七？是肯定还是否定？……”毛远新一口气列举了多方面的问题，使毛泽东深感事态的严重。紧接着，毛远新进一步进言：“我特别关注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我发现一个现象，他很少提及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也很少批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而主席提出的三个指示，实际上只剩下生产提高这一条。”
毛远新所传达的“主席三项指示”包括：深入学习理论，深刻理解马列主义，加强反修防修工作；维护社会稳定与团结；推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然而，如今这两项重要指示已被摒弃，这不禁让毛泽东感到忧虑。
毛远新目睹毛泽东紧锁的双眉，便道出了自己的“忧虑”之词：“外界对中央有所担忧，担心局势可能出现反复。”
此刻，毛泽东对邓小平尚存一线期望，他欲通过毛远新与之沟通，以期促成其转变心意。毛远新，这位身负特殊使命的联络员，依照“最新指示”召集会议，然而，邓小平依旧坚守己见，拒不认错。会议结束后，毛远新立刻向毛泽东做了夸大其词的汇报。
毛泽东遂决意召集政治局会议，旨在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然而，他并无意图将邓小平推倒，仅是希望邓小平主持会议，达成一项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成绩给予肯定，正如毛泽东所言，实行“三七开”，即成绩占七成，错误占三成。但在此关键时刻，毛远新却违背毛泽东的本意，秉承江青的命令，对毛泽东的意图阳奉阴违，将会议的目的泄露给了江青。江青及其同伙凭借自身势力左右中央政治局，依据“联络员”毛远新转达的毛泽东指示，紧急召开会议，对邓小平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在“四人帮”的攻击下，中央政治局又一次停止了邓小平的一切工作。
1975年11月下旬，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宣读了毛远新整理并由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标志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行动的启动。“打招呼”实际上成为“批邓”的别称，自此，全国范围内吹响了“批邓”的号角，展开了这场政治斗争。
邓小平（右）
1976年1月9日6点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哀乐，播音员用低沉的音调念着周恩来去世的讣告。“四人帮”按照他们的预谋，在粗暴干预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的同时，变本加厉地诬陷迫害邓小平。
4月5日，天安门爆发了反对“四人帮”、悼念周恩来的群众运动。“四人帮”把邓小平当作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仅仅过了两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壮志未酬，斯人离去。带着无奈，承受着内心深处的隐痛，邓小平第二次被“赶出”中南海。
昔日的老帅竭力推荐，邓小平同志第三次踏入中南海的大门，毅然废除了终身制，再度肩负重任，三次出入中南海。
邓小平先生三次踏入中南海，直至卸任，此行历时十二年，堪称他三次入主中南海中最璀璨的一次。他由此成为一代伟人，其事迹永载史册，流传千古。
1976年金秋之际，党与人民齐心协力，一举摧毁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经过十年的动荡，我国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同时也为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创造了条件。
青山虽可挡，终归东流入海。得益于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鼎力推荐，经党内激辩与广大社会群众的坚定呼吁，1977年7月，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应运召开，与会者一致赞同恢复邓小平同志的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各项职务。
邓小平
肩负着十亿同胞的殷切期望，邓小平同志第三次踏入中南海的庄严殿堂。
自七十年代末起，一个民族复兴的愿景逐渐显现，中国大地重焕新生，呈现出勃勃的生机。
“我们应当世代传承并运用准确的、全面性的毛泽东思想，以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行动，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以及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推向辉煌胜利。”自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以来，他开始在思想上展开拨乱反正的工作。在他的强力推动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身份，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为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拨乱反正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有利的社会环境。
邓小平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首都北京隆重召开。此次会议，无疑是党的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转折点。它不仅宣告了粉碎“四人帮”以来两年间党的工作徘徊局面的终结，更从根本上剔除了那些经过实践检验，对党和人民事业带来极大危害的错误观念。会议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方针，并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被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改革开放的春风，席卷了祖国的辽阔大地，中华民族便毅然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勇往直前，踏上了通往幸福的征途。尽管在中国，山依旧巍峨，海依旧浩瀚，人依旧勤劳，然而，不过数年时光，邓小平便引领中国走进了崭新的世界。
这便不难理解，为何在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盛大阅兵仪式上，北京大学的众多学子们会高举“小平你好”的横幅表达心声！
邓小平三度复出，功勋卓著，享誉国际。
美国《时代》周刊继1978年第一次评选邓小平为封面人物后，1985年第二次评选邓小平为新闻人物。1985年，世界3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青年，共同选举邓小平为“十位最富鼓舞性人士”的第一位。据北京1986年对8000份问卷的社会调查统计，邓小平为中国青年“最喜欢的在世领导人”。他的得票数在国内外政治家中占71．8％，在中国政治家中占87．52％。1986年11月，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将一枚该交易所的徽章送给了邓小平，据说，世界上得到该交易所徽章的人，只有邓小平和里根总统两人。有了这个徽章，就可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畅通无阻。由于对中国和第三世界科学发展的杰出贡献，1987年，83岁的邓小平被授予第三世界科学院特别荣誉奖。1989年2月，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向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邓小平颁发了该联合会最高荣誉奖———金奖。
邓小平不仅以巨大的勇气实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且着手实行了政治体制改革。最为令人钦佩的是，他自己带头实践领导体制改革，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在此之前，每一位中央领导人的离世均是在履职岗位之上。外界有声音称我国实行的是“老人政治”。诚然，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坐在主席台上的人物，往往是满头白发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深知，要选拔出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并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里，必须依靠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在领导我国启动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的初期，他就将政治体制的改革纳入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自1980年起，他在中央政局会议上发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旨在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以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此外，他还着眼于长远，提出了交接班的解决方案，旨在充分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推动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并最终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及各种特权现象。
邓小平是这样说的，也带头这样做。
邓小平
1989年冬，中南海正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新上任不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把一份辞职信摆在几位常委的面前。大家立即对邓小平的做法显露出崇敬之情。邓小平的辞职信这样写道：
中央政治局：
我正式向中央提交辞呈，恳请卸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
自1980年起，我便积极倡导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进行改革，主张终结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随着岁月流转，众多资深同志已陆续从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的1987年，为了以实际行动践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理念，我表达了退休的意向。当时，中央经过深思熟虑，权衡了我个人的意愿以及党内外的意见，最终决定批准我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并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同时，决定我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在此之后，每当中央领导集体在重大问题上征求我的意见时，我都始终尊重并支持多数同志的观点。然而，我坚持不插手日常事务，并热切期盼着尽快完成领导层的新老交替，以实现从领导岗位上彻底退出的愿望。
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担任领导核心的领导集体，至今已卓有成效地推进各项工作。在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在身体尚健时，辞去现任职务，以实现多年的夙愿。此举对党和国家军队的事业发展大有裨益。我恳请中央批准我的这一请求。同时，我亦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职务的申请。
身为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国家独立、统一、建设与改革事业奋斗了数十载的老党员和公民，我的生命早已与党、与国家融为一体。即便退休之后，我亦将始终坚守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忠诚。我们党、我们国家以及我们军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与奋斗的结晶。我们的改革开放征程虽才刚刚开启，道路漫长且充满挑战，途中定会遭遇种种曲折。然而，我坚信，我们定能克服一切困难，将先辈们开创的事业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既然中国人民已站起来了，那么他们必然拥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定信念和强大能力。
这封辞职信何其恳切，又何其感人！11月9日夜晚，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消息一经公布，即刻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震动，赢得了普遍的赞誉与人民群众的深切敬意。
邓小平虽已卸任，然而他的名字，以及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与幸福所创立的辉煌业绩，将永载共和国的历史长河，深植于亿万中华儿女的心田！
由此，邓小平第三次从中南海的宝座上退下。在党的十五大上，邓小平理论被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被载入党章之中，引领着全国人民继续迈向未来。
